我怎麼可能會老？(5)
中央情報局與胡佛辦公室之間的幾份高度機密的函件顯示，在整個1953年，他都被加以嚴密監視，也成為多次討論的話題。
他的文件結束於1955年，也就是他死後的那年，裏面還有幾份已經作廢的函件，這些函件所包含的信息，中央情報局仍然覺得太敏感，不便於公開。
5月6日，美國駐巴黎大使館護照部的部長阿格尼斯·施奈德女士批准了他的護照，有效期為1954年10月，可在
“除鐵幕國家以外的任何國家通行”。他如何那麼快（沒收起兩個月內）就搞回了自己的護照，這個問題是值得一問的，而其他一些受懷疑的危險分子必須經過幾年的麻煩才能解決問題，有一例還上訴到了最高法院。
也許有一個簡單的答案：彼德·維特爾說，他與戰略服務處的前處長亨利·海德聯繫過，而戰略服務處就是美國戰時的情報機關，並請他在施普雷夫人面前說句好話，當時，施普雷夫人就是護照部出了名的保守派負責人。
“海德有很強的共和黨傾向，戰時是我的上司。他與施普雷關係不錯，最後沒有花一分錢就把卡帕的護照要回來了。”但是，另外一些人懷疑海德是否能夠施加如此之大的影響。
卡帕有無可能考慮過一筆交易而拿回護照？這是不是甚至意味着為中央情報局提供情報？
除非中央情報局決定透露到底與他有何等的聯繫，否則，我們也許永遠也弄不清楚這裏面的事情。
拉里·柯林斯是卡帕在新聞界的一位朋友，他當時在《新聞周刊》當記者的時候，與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聯繫。
拉里相信，“卡帕一定會很好地利用那份資產的。”沃倫·特拉邦特曾在戰時的反情報部門工作，他開玩笑說，卡帕
“也許差不多就到了成為最高意義上的男性瑪塔·哈里”。卡帕遇上的倒霉事越來越多了。
1953年，因為扛上太多的攝影設備，他的椎間盤滑脫一塊。約翰·莫里斯回憶說，有一天，他疼得太厲害了，結果躺在梅格納姆辦公室的地上
“哭出聲來”。6月份，他去倫敦哈雷街看一位專家。他開始服用大劑量的可待因了，還試過牽引術，但是，疼痛仍然在繼續。
當年夏天，卡帕跟珍米·哈蒙德回到法國南部，在約翰·休斯頓的度夏別墅里過了一陣子。
彼德·維特爾記得休斯頓的妻子裏基光着腳踩他的背部，而卡帕一邊就在地板上哼哼。
“看到曾經無憂無慮的卡帕差不多在一次事故中變成殘廢，那可真是一件叫人灰心的事情，而這樣的傷病跟他經歷過的戰爭沒有任何聯繫……我們經常談到他的將來，但他說，他已經疲倦了，再不想去戰場了，他再不想透過自己的萊卡相機的取景器看到可怕的情景……他倦於在被人遺忘的地球某個角落裏找一個令人厭惡的旅館住下來……他的個人生活同樣不安定。他很需要珍米·哈蒙德，但是，他心裏也明白，對於任何一個女人來說，他都不可能是個好丈夫。”卡帕告訴維特爾說，他仍然對那個美國滑雪者朱迪·索恩有
“很深的”感情，但是，當他與珍米在一起的時候，他就想到朱迪，與朱迪在一起的時候，他又想起珍米。
他不想聽到別人提醒他，在和平時代，每到一個港口就找一個女人的做法行不通。
“現在，一切都不同了，”他對維特爾說，“找兩個女朋友比找一個女朋友更糟糕。”維特爾已經了解到格爾達慘死的情況了，是海明威告訴他的。
“卡帕從來都沒有從失去她的痛苦中恢復過來，這也許是他不想對其他任何女人做出任何承諾的根本原因。”7月，卡帕去意大利，為《圖片郵報》報道約翰·休斯頓的電影《打擊惡魔》的製作過程。
這部電影是杜魯門·卡波迪寫的劇本，由漢弗雷·博加特主演。休斯頓選擇了一個神奇的地點進行影片的拍攝。
拉弗羅城在蘇蓮托之後的高山之巔，因為那裏俯瞰着大海的大型別墅而聞名。
格里塔·加波和斯托柯斯基一直住在那裏進行浪漫度假，這已經是媒體早已經報道過的事情。
電影的很大一部分是在別墅里拍攝的，周圍有高山，有成排的葡萄藤架和果樹。
有許多個夜晚，卡帕都在跟劇組的成員打撲克牌。賭桌由波加特和休斯頓控局：“包勃·卡帕，他去那裏拍攝宣傳片，杜魯門是我們最大的受害人。他們在影片上的服務可以說是相當便宜的，因為付給他們的工資，我們一般會從賭桌上贏回來有天晚上，賭博期間，休斯頓離開賭桌去給自己倒一杯馬爹利酒。如他在《一本公開的書》中所說的，他走出去，到了一個露台上，對周圍的環境產生了無比的驚奇感。身下是一個
“海灣，漁船上發出鈉汽燈的燈火……星星點點的燈火堪與天上的星座媲美”。
他滑了一跤，摔倒了，杯子還在手裏。走運的是，一棵樹擋住了他，他落在露台底下四十英尺以下的地上。
他沒有受傷。他喊人來幫忙，很快就給抬回別墅裏面了，之後，他又給自己倒了一杯馬爹利，再次回到賭桌旁。
。”對休斯頓，卡帕可輸不起哪怕一個美元。1953年秋天是卡帕一輩子經濟問題最嚴重的時候。
為了支付醫療費用和莫里斯·恩斯特的律師賬單，他被迫從梅格納姆借了幾千美元，這使這個機構已經是十分嚴重的財務更加麻煩了。
1953年9月，他參加梅格納姆最後一次股東會議，會上，卡帕高談未來的活動影像如何會取代靜止畫面的重要性。
金克斯·羅傑記得他表明，梅格納姆的成員應該開始攜帶拍攝電影畫面的攝影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