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距奧馬哈三千英里(1)

“在我看來，卡帕確鑿無疑地證明：照相機不一定就是一件冰冷無情的器具，這要看誰來用它了，就跟鋼筆一樣。照相機可以延伸人的思想與情感。”----------約翰·斯坦貝克《大眾攝影》一個深秋的午後，我驅車經弗吉尼亞往北。快到貝福德的時候，我看到藍脊山越來越顯眼了，而這裏就是美國第一座盟軍登陸日紀念堂的所在。太陽快落山的時候，我去參觀了紀念堂，見到了已經85歲的軍士羅依·史迪文斯，這位退伍軍人以前在29師第116步兵團甲連。有好幾次，有上了年紀的老者走上前來，跟史迪文斯先生談上幾句懷舊的話，有些人說著說著竟然老淚閃動。這些人都是退伍軍人，從“鼓出部分”的戰鬥中下來，從安濟歐的海灘下來，從諾曼第之戰下來。後來，史迪文斯詳細地對我講述了他的故事。1944年6月6日清晨，他準備好踏上一艘開往奧馬哈海灘的登陸艇。正要爬上船的時候，突然間他看到了自己的雙胞胎兄弟雷依。“他伸出手來想跟我握手，”羅依告訴我說，“我沒有握手，反過來我說‘聽我說，今天上午某個時候，我要跟你在韋也爾維爾蘇梅爾那邊的岔道口上握手’。”雷依低頭，說他可能到不了那邊。他可能活不下來。他說得相當肯定。羅依那天早晨也沒有到那裏——離開海灘幾百碼之後，他的那隻登陸艇就沉沒了，就在第一波美國大兵到達的前幾分鐘沉沒了。甲連的一位戰友將史迪文斯救了起來，因此沒有淹死，4天之後才到達奧馬哈海灘。他在那裏為自己的兄弟和幾位朋友修了一處簡易墳墓。盟軍登陸日最大的一場屠殺就發生在“血腥奧馬哈”海灘上，他的兄弟和來自貝福德的18名小夥子在到達海灘的幾分鐘內便被打死了。甲連共有35名來自貝福德的士兵，到夜幕降臨的時候，已經有21名死掉了。戰爭史家相信，就美國單個城鎮計，貝福德的戰死率是美國歷史上最高的。史迪文斯先生的家是簡易的牧場風格，在他家裏，我們就他兄弟、貝福德和那場戰爭的事情一直談到深夜。最後，我遞給他一本書，是在紐約一個珍本書店裏找到的一本已經破損的書：《戰爭圖景》。“誰寫的？”史迪文斯翻到標有“闖入”字樣的第105頁時問道。“羅伯特·卡帕，”我答道，“他是隨第116團在第一波攻擊中從伊濟雷德登上奧馬哈的惟一攝影者。”“伊濟雷德？”史迪文斯問，“第一波攻擊？他是士兵還是海岸巡邏隊員？”“都不是。他是一位記者。匈牙利的猶太人。是自願去的。”“那是最優秀的一批人，他們都是自願的。但是，那些人都沒有活下來啊。”史迪文斯看卡帕書中有這樣一段話：“我想說，戰地記者能得到更多飲料，更多女人，更好的報酬，還有更大的自由，他可以選擇自己的地點，他可以選擇當一個懦夫而不會受到審判。戰地記者有自己的賭注——那就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上，他可以把命賭在這匹馬上，也可以賭在那匹馬上，也可以在最後一刻退縮而將性命藏進自己的口袋。我是一個賭徒。我決定跟第一波一起衝上去。”史迪文斯翻到一張照片，上面是幾個大兵在猛烈的炮火攻擊下往海灘上逃命。“請再說說他的名字？”“羅伯特·卡帕。”“他一定極想拍到那些照片。”史迪文斯坐在那裏不說話，慢慢翻動餘下的八十多頁。他終於翻到了卡帕最後的一批照片之一，是他去世的前幾天照的，在印度支那，1954年，當時他才40歲。他合上書，靠在他的卧椅上。他突然之間看上去很累了。“您後來又去過奧馬哈沒有？”我問。“有哇，”他很自豪地說，“是啊，去過。”他指着一面牆，上面有成排上了相框的照片。照片之間有兩枚裱好的紫心勳章，一枚是他自己的，另一枚是他兄弟的。還有一張較小的照片顯示他1994年走在奧馬哈海灘上，他的表情因為激動而變形。“您去過嗎？”他問。“去過，今年春季去的。”“您去看過墓地沒有？”我點頭。那是個復活節，我把車停在成排的旅遊車旁邊，跟車上下來的80歲左右的美國老人和他們的家人一起進了墓園，他們數以千計的戰友就葬在大理石墓石下。墓園建在一處懸崖頂上，俯瞰着長達四英里的海灘。一開始，這些紀念碑簡樸的莊嚴感使我震撼，所有的墓碑都朝着一個方向——家鄉的方向。但之後，我又看到一位中年婦女一個人站在一處墓石邊抽泣。她從未見過面的父親就在兩百碼以外的地方死去，同時戰死的還有另外數百名美國人，他們都是在6月那個可怕的日子裏登上海灘的。在海灘上，有兩百碼的一個地段長久以來一直沒有動過，差不多都60年了。地雷和沒有炸開的炮彈以及其他致命的防禦武器都被清除乾淨了，但那裏的遊魂卻無法弄走。天下着大雨，我順着伊濟格林走，之後又沿着羅伯特·卡帕拍過照片的半英里長的伊濟雷德那邊走。就在這裏，卡帕拍攝了也許是20世紀最重要的歷史時刻，當然也是他短暫但極富戲劇化的一生中最了不起的一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