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口處的野蠻人(2)

到1932年夏天，安德雷已經放棄了學業（那是他去柏林的借口），並且協助曼和其他人在城裏完成描述日常生活的任務。

不時會有人遞給他一台小相機讓他上膠捲，那是現在已經非常著名的第一批萊卡相機萊卡相機後來的眾多型號一直都掛在差不多每一位有聲望的攝影家的脖子上，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萊卡相機讓不可能發生的事情有可能實現，它有極高速的鏡頭和焦面快門，可使曝光時間縮短至千分之一秒。

這種相機使戴弗特的攝影記者能拍攝出動作照片，並可在低光環境下使用，不需要極複雜和昂貴的照明設備。

安德雷從戴弗特通訊社借了一台萊卡相機，很快學會如何最大程度地利用這種相機的技術特長。

沒有比這裏更好的地方或時機來學習攝影報道了：柏林是各種政治和文化極端的混合處，是一個令人激動的地方。

在這個時期，德國攝影家吉色勒·弗魯恩德正在柏林當學生。

她後來逃離德國，與安德雷交上了朋友，並帶出了大量驚世駭俗的照片，是她從希特拉的政治受害者那裏拍來的。

她回憶說：“那個年輕共和國的首都是德國的中心，是藝術和思想運動的中心。

那裏的劇院因為上演布萊希特、托勒和薩克梅爾的戲劇而聞名，也因為麥克斯·萊恩哈特和艾德溫·皮斯卡托爾等導演的作品而聞名。

還有UFA的無聲電影，是弗里茲·郎恩、恩斯特·魯比奇和其他一些國際知名的人士導演的但是，納粹已經非常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文化主張。

1939年，恩里克·瑪里亞·雷馬克的和平主義電影《西線無戰事》在柏林舉辦首映式，他們就組織了暴徒前往抗議，甚至都撞進了柏林的一家電影院，往裏面扔臭彈，放老鼠，最後得以禁映該片”

到1932年，柏林已經是一個戰場了，左派和右派為德國的未來而在街頭打鬥。

1932年6月4日，德國議會解散，全國大選定於7月31日舉行。

6月15日，通過了禁止納粹准軍事組織暴風營活動的法令，結果，德國一頭扎進政治風暴。

在柏林，數以百計的人死在街頭打鬥中，都在工人階級生活區。

到7月中旬，內戰的威脅瀰漫全國。

除開好戰的納粹以外，各個政治黨派都要求恢復法律與秩序。

在柏林宣佈了戒嚴令。

7月31日，國民社會黨贏得了超過其他任何一個黨派的席位，共獲13745000票。

德國中產階級和上層社會大規模轉向支持希特拉。

雖然**人很快得到了工人階級的支持——他們贏得了12個席位，成為國會議會中第三大黨，共有89名議員——但是，與納粹的320個席位比較起來，他們根本無法形成有效的反對派。

就在這年秋天，德國陷入一片政治混亂。

安德雷在戴弗特的命運出現第一次轉機。

有一天，在通訊社的紅光暗室，他看到一批令人驚異的奇特照片逐漸顯現。

那是關於讓人着迷的印度的照片，是哈羅爾德·萊肯伯格拍的，他是戴弗特通訊社最勇敢的記者之一。

安德雷深受刺激，一頭衝進古特曼的辦公室，說那些照片有多棒。

古特曼看出他特別喜歡攝影，因此決定培養安德雷，幾個星期之後，派他第一次去完成自己的拍攝任務。

11月27日，安德雷不聲不響地進入哥西哈根體育場，等着他的第一位拍攝對象在一大群人面前出現。

古特曼讓他去拍列恩·托洛斯基，托洛斯基將在這裏作“俄國革命的意義”

的演講。

托洛斯基演講的時候，安德雷在一旁不停搶拍，用黑白照片的形式捕捉住了斯大林的大敵托洛斯基在大群聽眾面前最後的時刻。

托洛斯基安靜下來，體育場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

安德雷看到托洛斯基一個人站在那裏，突然之間看上去精疲力竭。

震耳的歡呼聲不是為演講而發的。

學生們是在向這樣一位被斯大林派出的刺客四處追殺的男人致敬，但是，在無望地尋求避難所的途中，他卻遭到一個又一個國家的拒絕。

托洛斯基離開講壇后，看起來，死神的翅膀已經籠罩在他頭上了。

在那個星期天，在體育場裏，安德雷並不是惟一在場拍攝的新聞記者，但是，他用萊卡相機拍攝出來的照片到目前為止仍然是最有戲劇效果的。

最重要的在於，他離拍攝對象僅只幾英尺的距離。

他的照片從技術角度看遠非完美無缺，但是，他拍出來的照片有強烈的**和強度感，這幾乎成了安德雷拍攝照片的商標。

安德雷回到柏林，發現《世界明鏡》雜誌整版登載了他的照片。

在該頁底部，用一排小號字寫着一句令人寬慰和陶醉的話：“攝影者：弗里德曼，戴弗特通訊社”

但是，第一次得到署名機會並沒有改善他極不穩定的經濟狀況。

他經常會弄得口袋裏一分錢也沒有，便開始經常去羅曼尼什咖啡店，那是移民區的人經常光顧的地方，他時常可以在那裏找到什麼可以吃的東西，或者一杯咖啡，來自匈牙利的某個鄉人會幫他一把。

但是，日子一長，柏林的老鄉越來越少了。

朋友貝斯尼奧已經於當年夏天離開柏林了。

“街頭已經被‘黃衫黨’所替代，”

她解釋說，“在城裏的無論什麼地方，你都會看到腰間別著棍棒的納粹分子。

我內心裏開始感到很不安全”

安德雷留下來了，他不願回到匈牙利去，霍西將軍的法西斯統治加速迫害猶太人和民主人士。

因此，一方面是知識分子和藝術家開始逃離柏林，無家可歸的安德雷卻還在柏林遊盪，經常在公園和門廊下睡覺，他從貧民窟的角度目擊了希特拉如何升上權力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