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口處的野蠻人(1)

“我是一台相機”

克里斯托法·伊舍伍德：《告別柏林》1931年7月，安德雷乘火車離開布達佩斯。

9月初，繞了一大圈之後，他終於到達柏林。

當時他才不到18歲，突然之間覺得自己勢單力薄，孤立無援。

他去找艾娃·貝斯尼奧，最後發現她住在很小的一間攝影室里自離開匈牙利之後，她感覺自己重新活過來了：“在柏林，門窗打開，光線就傾泄進來。

那是黑暗中的一線光芒。

我成為一個新人”

她已經拍下這個城市的建築和寬大街道的照片，細節豐富，風格獨特。

通過她的取景器，柏林成為一座有未來主義風格的大都會，“有強有力的對角線，有鳥瞰圖，有仰視圖，有側傾畫面，還有超近特寫”

（艾娃·貝斯尼奧：《艾娃·貝斯尼奧傳》，阿姆斯特丹，富克斯出版公司，2000年）。

“你是怎麼找到這裏來的？”

貝斯尼奧問他。

安德雷不是搭便車來的，也不是通過其他的什麼浪漫方式找來的。

實際上，他利用自己的猶太人身份實現了隨她到柏林的誓言。

“安德雷一向都是個精於世事的人，”

貝斯尼奧回憶說，“他發現，布達佩斯的猶太人團體會把有天賦的學生送到海外讀書。

因此，他就申請得到一筆資助，結果獲准成行”

但是，那筆資助並不能使他直接從布達佩斯去柏林，他必須從一個猶太人家庭跳到另一個猶太人家庭，最後才經由布拉格、維也納和德累斯頓到達柏林。

貝斯尼奧問他來柏林準備干點什麼，安德雷告訴她說，他準備在著名的德國政治學院學習政治學，10月27日，他也如期註冊冬季入學。

但是，他是個極不安分的人，他太想了解柏林了，他對經驗有強大的渴求，根本無法忍受永無止境的理論講座，不久之後，他就開始逃課了。

初到柏林的幾個月，根本談不上什麼不舒服。

親戚給他寄些小數目的錢，父母每月也定期給他補貼。

但之後，世界經濟在1929年的華爾街股災后滑入蕭條時期，弗里德曼家的店子客戶少了，朱莉婭再也寄不出他每月都需要的那幾個馬克了。

深秋轉為隆冬，他也開始體會到絕望的滋味了。

根據他表妹蘇茜·馬奎的說法，他很快就開始餓肚子了，而且餓到去偷房東波亨太太喂狗用的牛肉條的程度。

一連幾個星期都沒有交房租了，結果，當波亨太太開始懷疑她心愛的獵獾狗晚餐的去向時，他立刻就逃走了。

到1932年早期，安德雷急需去賺錢了，否則他就不可能繼續讀下去而不挨餓。

在布達佩斯的時候，他曾有過一個初步的想法，準備當記者謀生，因此，現在就開始認真考慮攝影的事情了。

他在1953年曾說過：“讀書期間，父母的接濟斷了，我決定去當一名攝影師，對於一個不熟悉當地語言的人來說，那是通往新聞行業最近的一條路”

（這個時期，他的德語水平還相當有限。

）他問艾娃·貝斯尼奧，可否介紹他去哪個通訊社或照相館工作。

“干攝影這一行，”

他問，“不知道是不是謀生的正經行當？”

“不能這麼說”

貝斯尼奧答道，“這不是一種職業。

這是一個使命”

“這不太要緊。

好玩嗎？”

“是啊，很有意思”

艾娃·貝斯尼奧認識幾位有可能幫助安德雷找到工作的人。

也許他最值得賭一賭的辦法是去接觸一位名叫奧托·安比赫斯的攝影師，他以前是個礦工，在包豪斯藝術和設計學院學過設計，現在是一家名叫戴弗特的極有聲望的通訊社裏負責半身照和廣告工作的負責人安波是個放蕩不羈的波希米亞式狂熱分子，極力推動達達主義運動。

他在貝斯尼奧和攝影記者之間建起了一座橋樑，前者是一個實驗攝影家的世界，深受莫霍利-納吉和吉約吉·凱皮斯思想的影響，而後者卻是新聞攝影的第一個黃金時代。

安德雷稱閃光攝影術中的專家為“閃光燈泡專家”

，而安波就是這樣的一位優秀專家，他在柏林拍下了不幸的頹廢者給人留下的驚人形象，在這方面他是無人匹敵的：在地下室開設的夜總會裏，突然照射出來的燈光使一些舉止優雅體面的婦女驚慌失措；在悶熱的卡巴萊夜總會裏咕咕發笑的女同性戀者，一身皮毛的浪蕩公子在柏林的“甜蜜生活”

中醉生夢死。

貝斯尼奧打電話給安波（大多數人都這麼稱呼他），問他可否錄用“一個極聰明的小夥子。

安波對貝斯尼奧說，讓那個小夥子來見個面吧。

下次她再有安德雷的消息時，得知他已經在戴弗特通訊社的暗室里當助手了。

他在那裏不停地換定影水和沖洗劑，掛底片晾乾，並掌握了曝光和沖洗的基本技術。

這家通訊社有刺激人和工作節奏快的環境，安德雷非常喜歡。

總是有最後期限，總是有人在發脾氣，人們在照片和報道上展開的競賽十分激烈。

雖然雇他來是用極少的薪酬要他在暗室里做奴隸，但是，不久之後，他也在幫着安排活路，並且在通訊社的總部做些行政類的工作。

他的白天極忙，極長——戴弗特通訊社為德國2500餘家報紙和期刊提供稿件，還有柏林十多家每周出插圖副刊的報紙。

操縱戴弗特通訊社的人是西蒙·古特曼，他是個小個子，戴着眼鏡，精力充沛，是編故事的天才，腦子裏總有數不完的點子。

1928年，他創立了戴弗特，旨在從德國快速增長的插圖雜誌中賺取利潤。

到安德雷加入這家通訊社的時候，他的攝影師已經包括了比如費力克斯·曼這樣一些聲望卓著的攝影記者了。

自1929年起，費力克斯·曼一直在為《曼徹爾畫報》工作，每月薪酬達到確有保障的1000馬克。

費力克斯·曼拍出他最著名的系列圖片“墨索里尼一天的生活”

時，安德雷也許就已經在為戴弗特工作了。

今天，這套圖片已經列為早期報道中的經典作品了。

那是一個圖片故事，極賦天才和細緻地描述了獨裁者墨索里尼的虛榮和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