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渡的一代(1)

去華潤大廈採訪政協委員的時候，我順道到甘露園南門看了看，我擔心產生新政府的“兩會”開幕了，居住在“都市流浪村落”的幾個表弟會不會被警察趕回老家，或者被拉到昌平篩沙子？現實情景比我想像的好得多。曾經不時發生的每逢重大會議或者活動，就將他們驅趕出京的情況沒有出現。我在甘露園住了兩年左右的時間，城鄉二元體制下的城市，對他們的歧視沒有徹底改變，但是不斷受到“遷徙自由”觀念的城市，對他們越來越寬容了。遺憾的是，他們在這種不徹底的進步中，還沒有消除惶恐的習慣心理。生活在城市的邊緣，他們的習慣性心態是惶恐。他們的個體情緒，經常讓我懷疑我的第三條道路，懷疑我的進步主義新聞觀，我的第三條道路，究竟是不是一種進步的道路？我把具體而微的個體痛苦定義為向上的痛苦，是否過於浪漫和幼稚？如果新聞寫作也屬於敘事方式之一種，那麼新聞倫理必定和敘事倫理相關聯。如果我們同意劉曉楓先生所說的，現代的敘事倫理只有人民倫理的大敘事和自由倫理的個體敘事的話，那麼，現代的新聞倫理也可以分為人民倫理的大新聞和自由倫理的個體新聞。事實上，作為關注中國命運和走向的以所謂縱深新聞為探求指向的時事新聞雜誌或者經濟新聞周報，往往自覺不自覺地採取了人民倫理的大新聞。看看《南方周末》的頭版頭條，轉型之後的南方周末，很多頭版頭條都是見事不見人的趨向性報道，甚至是時事座談會紀要。關注個體命運的稿件，不是減少了，就是移動到不起眼的版面。也就是說，彰顯自由倫理的個體新聞已經退讓給了人民倫理的大新聞。這樣的改變當然不是南方周末一家，新生的傳媒在骨子裏已經認同了這樣的主張。許知遠經常說的“宏大敘事”，我想，如果我沒有理解偏頗的話，就是人民倫理的大新聞。在人民倫理的大新聞中，個人命運裹夾在中國乃至世界政治經濟的歷史變遷中，敘事呢喃看起來圍繞個人命運，但真正想說的是個人命運所表露的整體現象，想探求的事實是整體現象背後的政治經濟情勢的變遷，暗含了什麼樣的歷史趨向。於是，民族、國家、歷史目的變得比個人命運更為重要。自由倫理的個體新聞只是個體命運的嘆息和感喟，一個人在生命的雪原上留下的偶然的指爪。1998年7月，我剛記者的時候參加了長江特大洪水的採訪報道，我以一個剛剛踏入社會的青年的目光，表現了個人或者家庭在一場巨大的災難面前的命運。差不多5年過去了，我還清晰地記得安徽池洲境內一個在洪水中擺渡的農婦，他的房屋和農田都在水面下，她沒有哭泣，或者逃荒，而是為了兒子的秋季學費，在淹沒村莊的水面上接送往來的客人。而今，我發現，我已經自覺地用一種大歷史觀，用一種進步主義的新聞觀念，來敘述新聞，從而放棄了對個人呢喃的傾聽。儘管今日中國的“痛”是“向上的”，但痛畢竟是痛，那種來自底層社會的痛苦，不是居廟堂之高的人們可以體味的。我們沒有辦法在短時間內消弭這種痛苦，但我們絕不可以“大歷史觀”四個字一筆代過。更嚴重的是，我甚至不自覺地放棄了用腳寫新聞的意識，儘管一年前我為陳濤《泡沫的盛宴》寫書評時，高調地“倡導一種農民式新聞觀”，但我越來越傾向於用腦子寫新聞了。引領觀念，或許沒有錯誤，但是，如果新聞放棄了對事實本身的追尋，那麼還要新聞記者幹什麼？難道追問新聞事實真的就是“小記者”和“小媒體”應該做的事？記得采寫《萬載悖論》的時候，《南方周末》的一位好朋友也去了。他是一個我非常敬重的兄長，他去的時候，他的一個同事讓我轉告他，這回千萬別數屍體了。他是《南方周末》著名的災難記者。不畏艱險的他，在好幾起災難中數死者的屍體，以揭露少數“父母官”隱瞞死傷人數的真相。他用報道無聲地告訴我，**比天災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