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條道路(3)

我和一個同事採訪了贛西爆炸聲聲不熄的地方，並去同時贏得繁榮和安全的瀏陽市作了調查，我想借“瀏陽經驗”探討貧困的江西，是不是應該退出這個傳統的花炮產業？難道在炸死和餓死之間真的只有一條路？安全和繁榮一定是萬載的悖論嗎？最後，我還訪問了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個學者，請他從財稅體制和公共福利的角度分析江西花炮的爆炸，探討解決萬載乃至整個江西悖論的出路。後來，江西省委辦公廳有關人士致電經濟觀察報華東記者站，我的同事郭為忠接聽的電話，根據郭的轉述，他們不是興師問罪的，他們認為雖然質疑了江西的做法，揭了江西的痛處，但是比較理性，有建設性的一面。經濟觀察報一年的時間內，我小心翼翼地嘗試着用經濟報道的視角，考察時政新聞和社會新聞，試圖走出狹隘而專業的商業新聞或者財經新聞的圈層。對經濟觀察報這份帶有民間色彩的報紙來說，用經濟視角討論政治和社會，讓這個政治上非常脆弱的報紙經常做到兩面討好：既不需要像時政新聞周刊那樣冒“突破低線”的危險，又能最大限度保持一份經濟媒體對時事的敏感。2002年10月，我以經濟觀察報名義參與的“中國製造業100強”的項目結束了，告別主辦方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檢測中心，我沒有回到報社，卻去了致力做中國最成功的政經新聞雜誌的《南風窗》。雖然，我去那裏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探索第三條道路，但這裏卻可能是嘗試第三條道路的一個最佳窗口。此時，我對第三條道路的選擇，是一種主動的有意識的實驗。單就個人的偏好而言，我可能不太喜歡這樣的實驗，但我還是勸說自己接受了，並承認他的合理性。我認為，這個合理性不是我們人為地賦予的結果，而是因為他本身暗合了兩個中國的現實，以及這個現實後面的種種邏輯。所以，我覺得我必須去做，只是我在內心處告誡自己擯棄初始的投機色彩，不僅僅是為了在讀者和政治生態之間左右逢源，還要在具體的報道中傾注誠實、客觀、激情和洞察力。《新富參政：浙江草根民主的紅與黑》是我在《南風窗》做的第一個選題，我力圖將我對第三條道路的理解滲透在這組報道的每個細節中。2002年10月，****召開在即，我們以為，“民主”是那段時期撩撥人們神經的詞彙，一個靜態新聞不該迴避的詞彙。其時，由於論述“政治體制改革”而引人矚目的《**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式出版，中央黨校的理論家接受境外媒體採訪時紛紛表示，**將對民主政治建設作出新的規劃，“不搞民主不行。”在《南風窗》把“黨內民主”作為“執政黨新路”放置在封面后，我們將目光投注到當時正在啟動的新一輪中國鄉村“海選”。****召開前一周，我去浙江，發現那裏草根民主的發育水平超出了我們的現象：義烏等地新富階層走向鄉村政治前台，已成普遍現象；在瑞安，為防止新富“為政不仁”而設立的協議村官制度，使草根民主的制度創新向前邁進了一步。經濟的繁榮已使那裏的鄉村成為開發性社會。民主的訴求，被那裏的人們極大地放大了。然而，在溫州鄉村，部分私營企業主掀起的賄選風，一再撞擊民主的“腰”。“賄選班底”的成熟做派，表明溫州式的賄選，早已超越窮困鄉村以“鈔票”易“選票”的原始方式，也表明即便是經濟繁榮推動民主進步的浙江，也存在着我們一直以為只有貧困鄉村才有的黑金政治。我沒有單純地盛讚義烏瑞安民主之“紅”，也沒有片面揭露溫州賄選之“黑”。我把義烏、瑞安、溫州三地的情態組合在一起，呈現出浙江草根民主“紅”“黑”膠着的態勢，並顯露瑞安着意防範溫州那樣的“黑色民主”，所作出的制度創新的進步。我還援引了一篇“海選”中槍殺選民的報道，在少數舊惡勢力以“暴力民主”染指村政的落後的鄉村，民主的進步是與選民的血為代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