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敬平《向上的痛》書評：中國的輝格黨人

文/高昱(《商務周刊》主編)

章敬平是我的朋友，我常常為他驕傲，雖然我偶爾會像擔心自己一樣擔心他人格分裂。

很難用一個具體的記者類型來給章敬平定位。從抱負來講，這個文弱秀氣的安徽書生應該更像一名時政記者。雖然1998年才走上新聞道路，他卻不斷用他的筆發出大聲音，這本《向上的痛》收錄了他對中國政治變革的熱情，尤其是政府治道變遷、法治與公民社會的民主化進程，始終是他堅定不移的視野。然而，在一些中國最重大的時政新聞事件當中，卻沒有章敬平的影子。

這不是章敬平的責任，凡大事即指令使用新華社通稿替代記者獨立性的中國新聞界，不可能有真正的時政記者出現。所以勇敢、勤奮並富有責任感如章敬平者，也只能或以宏大的敘事史詩指引新趨向，或以微觀的底層報道燭射這個轉軌時期局部的疼痛與希望。

作為曾經同樣的無奈者，我把這樣有大局觀卻不得不在見微知著上下工夫的觀察者，稱為社會問題記者，以相異於美國主要報道社區命案、工廠糾紛等CityNews的社會記者。但中國社會問題記者的前路同樣坎坷，最大的問題就是屁股坐在哪條板凳上。一條板凳是鐵肩擔道義，冒着風險為改革中被犧牲的弱勢群體、為社會公正發言，另一條則是為代表着先進生產力和效率最大化的新富階層立言，成為這個利益集團的輿論喉舌。

公平和效率從來都是一對難以調和的矛盾，尤其在急迫於財富和現代化的中國。當你頭一天還在破敗的村莊看着孤苦無依的愛滋孤兒黯然落淚，第二天卻在上海的餐桌上吃着上萬元的酒席，聽某個大老闆闊談他的發展戰略，是誰的命運更有價值？這其中的判斷無時無刻不撕咬着人的良知和理性。

在我看來，中國的社會問題記者為數不超過百人，他們最初大都坐在了第一條板凳上。但2001年是一個分水嶺，《南方周末》和《中國新聞周刊》相繼劇變，一大批社會問題記者離開他們熱愛的陣地。我清楚記得，這一年10月底，當我遠避滇北梅里雪山時，接到了剛遭停刊之厄的《中國新聞周刊》採訪部主任章敬平的電話，他請我接收幾位他的部下。我當時還在另一本周刊硬硬地活着，卻也是仗劍四顧，躑躅難行。

這之後，社會問題記者的江湖散去，要麼遠渡重洋，要麼轉投都市報和財經類媒體。章敬平卻依舊堅持，在《經濟觀察報》和《南風窗》苦苦尋找“第三條道路”：既不倡導揭黑扒糞，又不倡導傍大款，在每篇報道中都試圖找到公平和效率的黃金分割點，讓政府感到建設性而非破壞性。按照他自己的說法，這條基於進步主義價值觀的道路“可信而不可愛”，是比沒有辦法要好的最糟糕的辦法。

塞林格說：“28歲之前應該是社會主義者，28歲以後應該是自由主義者。”早經滄桑的章敬平，有了改良主義的成熟。對於中國轉型之痛，他更像一個被法國大革命嚇怕了的輝格黨人，寄望以贖買的方式獲得權力者的理性支持，推動民主市場化和法治在中國的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