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渡的一代(3)

2002年元旦，已成北方知名新銳傳媒的《經濟觀察報》開了一個中層幹部的研討會，一位管錢的頭兒試探性地提出，可不可以嘗試着在新聞和廣告之外開闢另外一塊，以緩解可能出現的經濟壓力。平心而論，他的主張既有現實性的一面，又有合理性的一面，可當時的我們，幾乎沒有興趣聽完他的話，籠統地以“國家和教堂之爭”的心態，對“國家”即將開始的對“教堂”的侵染大加鞭撻。編輯獨立原則，在這個經濟傳媒中如此莊嚴地提出，並受到維護，應該是中國傳媒了不起的進步。可是，原則容易提出，堅持原則則是那麼的艱難。我們看出，最近兩年誕生的幾家媒體，未出娘胎，就試圖擺正和資本的位置。然而，我們還是不時地聽到這些媒體，或者媒體的記者，在操守上的些許笑柄。所有的尷尬，都決定着今天的記者很難超越時代的局限，寫出完全意義上的新聞，成為真正的大記者名記者。去年的這個時候，是我大學畢業四周年將近的日子。我在尷尬，局限，過渡這樣的字眼的思考和刺激下，有些意興闌珊。又一個“大學”畢業了，我第一次想着換一個職業，並以現在整理的這本書作為我從業的紀念。四年了，我覺得自己很累，累心，也累身。身體素質較之四年前，下降得多，只有體重在不健康地增長。我打算去一趟西安。1998年6月，大學畢業前夕一個風沙大作的夜晚，我攀登了險峻的華山，不但看見了滿天閃爍的星斗就在頭頂伸手可及，還在峰頂看到冉冉升起的日出。我在艱辛中感受到了征服的激情和勇氣。我希望我能在華山之顛感受到一些什麼。末了，我還是沒有去，因為我什麼想不出登山和做記者之間究竟有什麼樣的內在聯繫。華山未去，記者還在做。轉眼之間，大學畢業五周年的日子臨近了。征服華山的**再一次在心底升騰而起，但一年前登山的動機業已改變。不再為尋找做記者的激情，只想親近華山頂峰的燦爛星空，以及充滿生命活力的冉冉日出。當下的我，做記者，還是不做記者，暫時已不再是一個問題。這一轉變，從書名在一年之間的轉變可以窺見一斑。本書最初的名字叫《中國的紅與黑》。狄更斯在《雙城記》中說：這是一個好的時代，這是一個壞的時代。我們今天亦面臨這樣的情勢。我以為，“紅”“黑”膠着，非但是浙江草根民主發展進程中的狀態，也是當下中國在前進過程中的狀態，“兩個中國”的狀態。而後，我又將書名改為《分水嶺上》，我以為今天的我們正處在中國的分水嶺上，在從臣民社會到公民社會的道路上，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道路上，我們都在半路上。嗣後，又改名為《中國黑子》，創意源於太陽黑子，隱喻之義不言而喻。最終，書名確定為《向上的痛》，在我的理解中，轉型中國之痛，是一種“向上的痛”。我把**，弱勢群體的出現，以及所有中國人的憤懣和痛苦，都視為中國人在轉型過程中經受的痛苦，民主市場化前夜的痛苦，一種向上的痛苦。雖然我們距離民主市場化社會的目的地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但畢竟已經出發。一個以新聞和觀念影響大眾的職業，或許可以夾雜在千千萬萬的人流中，讓已經出發的中國走得更快些。我以這樣的“意義”，作為一種理由是否勉強，又能支撐多久，但我暫時說服了自己。人真是一種古怪的動物，總是希望所做的事情，除了為稻糧謀外，還要有些什麼意義，儘管所謂的意義，很多時候只是一件漂亮而單薄的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