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桑永無終結(2)

這是不會終結的恩怨滄桑。現在和未來的人們，如果他懷着濃厚的興趣，那麼，他就會再度將歷史演繹，不管會有多少疑團或者因找不出結論而感到困惑。人們無法作出定論，因為兩個主人公在很多問題上的見解截然相反，對往事的回憶也常常各持一端。觀點不同的“好事者”，也許因此而要無休止地爭辯下去。對丁玲為什麼痛罵自己，沈從文認為主要有兩點，一是他對丁玲“舉得不夠高”，二是他寫出了丁玲所不喜歡的事情，即描寫了她與馮達的同居。他在給徐遲的信中說：……方明白主要罪過是我不該提及對於現今還活在台灣一個人的“懷疑”，對於她也“舉得不夠高”。其實我當時既明白內中還有個“立三路線”複雜而秘密的問題，是某些人最擔心到的問題，我還記得人十分親切的提及立三立三，而後來卻成為最大忌諱。這也是近幾年才懂得點滴的。至於舉得“不夠高”事實上看來，我倒是把她舉得過高，而由後來發展看，“降下”的卻不應由我負責了，只宜由她本人行為負責。陳漱渝則根據他認真閱讀丁玲在書上所作的批語，認為丁玲對《記丁玲》的不滿主要有四點原因：一，書中把丁玲跟胡也頻的結合寫成是出於單純的肉慾，並用隱晦的筆觸在丁玲的私生活上蒙上了一層桃色。比如說丁玲渴求的是“一張男性的嘴唇同兩條臂膀”；受“**與情魔”一類影片影響，神往於英俊挺拔騎士風度的青年，然而胡也頻卻相貌平常，苦學生模樣，“能供給她的只是一個年青人的身體”。書中還虛構史實，說丁玲、王劍虹曾跟瞿秋白兄弟及施存統五人同住過一陣。這些描寫使丁玲的人格蒙受了極大侮辱，名譽受到了長期傷害。二，書中把胡也頻寫成是既無文學才能又無革命理智的人，“有的只是較才識三倍以上的熱情”。事實上，胡也頻早在跟丁玲結合之前就已經發表作品了，但書中卻說胡也頻的小說發表前常需丁玲修正，“必署丁玲的名，方能賣出”。對於胡也頻的轉變，沈從文認為“只是一種南方人單純勇往的熱情，並非出於理智的抉擇”，是受了革命宣傳的欺騙與迷惑。對烈士的這種歪曲，丁玲在感情上當然無法接受。三，書中對左聯及整個左翼文藝運動進行了否定、攻擊和嘲笑。說什麼左翼文學已經“過時”，是“博註上的冷門，無人關心過問”；甚至說成立左聯反映的是“一二文人負隅固守的夢想，所謂左聯文學運動也將轉入空泛與公式情形中，毫無樂觀希望可言”。丁玲對沈從文的這種態度最為反感，覺得這些文字除了表現出沈從文“對政治的無知，懦弱，市儈心理而外，沒有別的”。四，丁玲在眉批中指出多處失實，如把她父親寫成隨意贈人馬匹的傻子，把不愛說話的胡也頻寫成最喜歡在別人說話時插話，把外文程度根本達不到翻譯要求的她跟胡也頻寫成準備着手翻譯《茶花女》、《人心》和《父與子》，把鄙薄邵洵美的丁玲寫成從邵先生那裏借了一筆錢。書中援引胡也頻從獄中寫給沈從文的短簡丁玲也認為是編造的，因為從內容到落款都有漏洞。(《關於左聯的聯想》)四條原因，究竟哪方面最為重要？究竟哪些文字刺痛丁玲的心，促使她寫出貶斥沈從文的文章？是政治方面，還是個人恩怨方面？沈從文批評左聯和他對胡也頻參加社會活動的態度，丁玲當年就完全清楚，不會是在幾十年後才從書中得知。另外，在20多年的生活中，她蒙受冤屈，人們對她政治方面的指責、鞭撻的文章難以統計。劫后新生，完全可以對歷史作深刻的反思，也可以理直氣壯地反駁50年代拋在她身上的各種論調。然而，她剛剛平反，第一篇批評性文章卻是指向了沈從文——一個沉默多年的文人，一個舊時的朋友。難怪沈從文會感到氣憤。周良沛這樣解釋丁玲如此做的原因：她晚年，是把自己的政治節操放在一切之上的，這和她的傾向、信仰，以至於時代造就她很政治化的一面有關，也確實是對這幾十年間有人老想從政治下手，把她置於死地，又為中央給她平反設置障礙的最敏感、最直接的情緒反映。於是，在她看到《記丁玲》中對她的理想、信仰和對左翼、普羅文學的諸多類似以上的那種評論時，其情緒，也就跟當時(知道)有人還從台報港刊上搜集她軟禁南京時的材料作槍炮一樣。(《也談所謂的丁、沈“文壇公案”》)這種解釋有一定道理，但並不能完全說明癥結所在。如果是為了洗刷政治污水，那就沒有必要從《記丁玲》着手。從丁玲對沈從文的批評來看，沈從文的問題在於以市儈目光看待她和胡也頻所熱愛的左翼文藝事業。這就是說，沈從文真實描寫了他們的革命工作，只是所持觀點她不能贊同。除此之外，沈從文並沒有寫能夠構成她的政治“罪名”的任何事情，相反，從丁玲所需要的角度，沈從文的不解和異議，恰恰可以增添她的光輝，成為反駁他人的重要歷史資料。那麼，丁玲從政治方面批評沈從文，只能有另外的解釋：她批評沈從文對左翼文藝的政治態度，是要向世人證明她鮮明的政治立場，表明她始終站在革命事業一邊。這樣，那些年對她的誣陷就不攻自破。這的確是一個令人置信的原因，儘管只是推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