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后重逢忽起波折(2)

沈從文不相信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裏，丁玲從未看過他這部當年轟動一時的作品，只是幾個月前才第一次知道；他很納悶，作為過去的朋友，丁玲為什麼、又有什麼必要在80年代的今天說出如此激烈的言語；他更疑惑，自己究竟在什麼時候什麼方面，引起了丁玲的氣憤。施蜇存也不相信丁玲過去從未看過《記丁玲》。他說：“不過，我不相信丁玲到80年代才見到從文此書，她在南京時，肯定已見到了。早有人傳言，丁玲對從文不滿。”(1990年11月15日致本文作者信)陳明回憶丁玲看《記丁玲》的經過：“1979年丁玲回到北京，做過乳腺癌手術之後，住在友誼賓館。那裏的外國人很多，有些人來找丁玲，其中有一對研究中國文學的日本漢學家中島夫婦。他們帶着兩本香港新出版的《記丁玲》，向丁玲提出一些他不解的問題。後來，他將這兩本書送給了我們。這是丁玲第一次看到這本書。“開始丁玲還沒有心思翻閱，後來越看越生氣，她認為有些東西是胡編亂造的。有人建議她寫文章闢謠，丁玲說，我在政治上背了許多黑鍋也沒有闢謠，沈從文說生活上的黑鍋，我看就不必闢謠了。“還有人建議丁玲寫文章在海外發表，丁玲不同意。她還想到沈從文的年紀這麼大了，怕他受不了，就算了。“就在這段時間，丁玲陸陸續續在書上做眉批，她還曾對我說過：‘我最討厭拿他的眼光和趣味看生活，還有他對左翼文藝的嘲笑。人家都死了，他還嘲笑。’“在寫《也頻與革命》前後，在山西大學任教的一個美國學者來訪問丁玲，隨同的還有翻譯彭阜明和中文系的黨總支書記。他們談到了沈從文和斯諾夫人關於丁玲的敘述。丁玲說，斯諾夫人是好心，但她是外國人的趣味，而且當時她們的談話是通過翻譯，難免有不確切的地方。不過在革命這一點上，斯諾夫人和自己是一致的。”正在這時，《詩刊》的編輯前來約稿。當事人之一周良沛回憶：1980年，《詩刊》由大32開改為16開本。內容、版面都要有新貌。當時值班的負責人荻帆來約稿，我正在編《胡也頻詩稿》，久未寫詩，他就托我從編稿中選出幾首詩來，再請丁玲同志寫篇文章一起發。……不想，丁玲同志沒有答應這件事，理由是，她不懂詩，寫不了談詩的文章。因為《詩刊》只是要篇紀念性的短文，既可以談詩，也可以由作者選擇任何角度寫胡也頻。這樣商量了一陣，她也總算答應了下來。因為胡也頻的忌辰是2月7日，《詩刊》就確定這組稿3月頭見刊。可是，該期的稿子有一半下廠了，而她的稿子還沒動筆。於是，荻帆同志電話上催，也要我當面催一下。可是，她幾次問我：“寫什麼呢？”看來，她還確實把這當件事在考慮。(《也談所謂的丁、沈“文壇公案”》)另一個當事人邵燕祥說：向丁玲約稿時，我是隨同三位主編即《詩刊》主編嚴辰、副主編鄒荻帆、柯岩一起去的(當時我是編輯部主任)，約丁玲寫一篇談胡也頻的文章，她答應了。當時在場的還有陳明和張鳳珠。那是我惟一一次到木樨地丁家去。後來丁寫成后可能是寄交嚴辰(因嚴辰、逯斐夫婦與丁玲關係較深，延安時同在“文抗”，勝利后在張家口逯斐與丁、陳明同寫劇本《望鄉台畔》，五五年逯又因丁案牽連受處分)。稿子轉到我手，由我編髮。記得我和嚴辰、荻帆之間談過此稿涉及沈從文，頗與我們介紹胡也頻初衷相悖，但都無可奈何。(1990年3月4日致本文作者信)除了《也頻與革命》之外，丁玲還在其他文章里和一些場合或多或少地對沈從文也作了批評。在另一篇關於胡也頻的文章中她寫到：“他曾是一個金鋪學徒，有勞動人民的氣質。他不像有些紳士，或准紳士戴着有色眼鏡看世界，把世界全看偏了，賣弄着說點有趣的話，把才能全表現在編纂故事上。甚至不惜造點小謠，以假亂真，或者張冠李戴，似是而非，嘩眾取寵。……他不是在革命**的時候湧上浪頭，但卻在革命暫時處於低潮的時候，提着腦袋迎上去的，決不後退。難道這是盲目的嗎？難道這應該被諷刺為簡單無知嗎？”(《胡也頻》1980年10月)1983年4月18日，丁玲和劉賓雁訪問巴黎，在接受採訪時，丁玲談到沈從文：他寫的那本《記丁玲》全是謊言，是小說，着重在趣味性。不錯，他曾陪我把孩子送回湖南，因為那時沒別的人選，只有他陪着最安全。(轉引自姜穆《沈從文的性格與婚姻》)面對丁玲尖銳批評、指責，沈從文感到驚訝。他不解，他困惑，繼而氣憤。熟悉他的朋友知道，他在許多時候是一個極為忠厚寬容的人，可是此刻，在丁玲的這件事情上，他卻表現出很少有過的激烈。他不解，這些年來，對丁玲的身心打擊最厲害的並不是他，而是另外一些仍然活着的人。自己即使與她有過什麼不快，但與政治折磨和冤屈相比，個人糾葛如何也是不值一提的，更不值得如此大動干戈。這種煩惱和困惑折磨着沈從文本來平靜如水的心境。自從得知這篇文章的那個日子之後，儘管在許多人的面前，沈從文依然顯得平靜和從容，可是，在熟悉的親友面前，他卻無法掩飾他由此事引起的怨氣。在當年7月寫給老友、作家徐遲的信中，沈從文毫無保留地宣洩出他的怨氣。他寫到：當然還有“反面”的，也值得欣賞，即詩刊三月份上中國“最偉大女作家”罵我的文章，不僅出人意外，也為我料想不到。真像過去魯迅所說“冷不防從背後殺來一刀”，狠得可怕！乍一看來，用心極深，措辭極險。但是略加分析，則使人發笑，特別是有人問及她這篇文章用意時，她支吾其詞，答非所問，無從正面作出回答。她廿年來受的委屈，來自何方，難道自己不明明白白？嚷也不敢嚷一聲，自有難言苦衷。卻找我來出氣，可見聰明過人處。主要是我無權無勢，且明白我的性格，絕對不會和她爭是非。自以為這一着夠得上“聰明絕頂”，事實上，卅年代活着的熟人還多着，(即或過去和我不熟，也罵過我，但從近卅年種種印象，都會明白這文章用意的。)我對他們夫婦已夠朋友了，在他們困難中，總算盡了我能盡的力，而當她十分得意那幾年，卻從不依賴她謀過一官半職。幾乎所有老同行，舊同事，都在新社會日子過得十分熱鬧時，我卻不聲不響在博物館不折不扣作了整十年“說明員”。所有書全燒盡了，也認為十分平常，並不妨礙我對新工作的信心，更不曾影響我對國家的熱愛。在她因內部矛盾受排擠時，都是充滿同情。到明白轉過山西臨汾時，還托熟人致意。可料想不到，為了恢復她的“天下第一”地位，卻別出心裁，用老朋友來“開刀祭旗”，似乎以為如此一來，我就真正成了“市儈”，也就再無別的人提出不同意見。……除了此信之外，沈從文在給其他人的信中，以及相應的場合，他都私下表現出對丁玲的這篇文章的強烈不滿。但是，他沒有將自己的意見公開發表，像過去許多時候一樣，對他人的批評或指責，他很少出面論爭。聶紺弩回憶過一件往事。40年代，他看到一篇文章的觀點和沈從文的差不多，就以為是沈從文所寫，便寫文章罵沈從文，後來才知道並不是沈從文的文章，聶紺弩這樣說：“他這個人也有意思，你罵你的，他干他的，罵對了不做聲，罵錯了也不做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