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后重逢忽起波折(2)

劫后重逢忽起波折(2)

沈從文不相信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裏,丁玲從未看過他這部當年轟動一時的作品,只是幾個月前才第一次知道;他很納悶,作為過去的朋友,丁玲為什麼、又有什麼必要在80年代的今天說出如此激烈的言語;他更疑惑,自己究竟在什麼時候什麼方面,引起了丁玲的氣憤。施蜇存也不相信丁玲過去從未看過《記丁玲》。他說:“不過,我不相信丁玲到80年代才見到從文此書,她在南京時,肯定已見到了。早有人傳言,丁玲對從文不滿。”(1990年11月15日致本文作者信)陳明回憶丁玲看《記丁玲》的經過:“1979年丁玲回到北京,做過乳腺癌手術之後,住在友誼賓館。那裏的外國人很多,有些人來找丁玲,其中有一對研究中國文學的日本漢學家中島夫婦。他們帶着兩本香港新出版的《記丁玲》,向丁玲提出一些他不解的問題。後來,他將這兩本書送給了我們。這是丁玲第一次看到這本書。“開始丁玲還沒有心思翻閱,後來越看越生氣,她認為有些東西是胡編亂造的。有人建議她寫文章闢謠,丁玲說,我在政治上背了許多黑鍋也沒有闢謠,沈從文說生活上的黑鍋,我看就不必闢謠了。“還有人建議丁玲寫文章在海外發表,丁玲不同意。她還想到沈從文的年紀這麼大了,怕他受不了,就算了。“就在這段時間,丁玲陸陸續續在書上做眉批,她還曾對我說過:‘我最討厭拿他的眼光和趣味看生活,還有他對左翼文藝的嘲笑。人家都死了,他還嘲笑。’“在寫《也頻與革命》前後,在山西大學任教的一個美國學者來訪問丁玲,隨同的還有翻譯彭阜明和中文系的黨總支書記。他們談到了沈從文和斯諾夫人關於丁玲的敘述。丁玲說,斯諾夫人是好心,但她是外國人的趣味,而且當時她們的談話是通過翻譯,難免有不確切的地方。不過在革命這一點上,斯諾夫人和自己是一致的。”正在這時,《詩刊》的編輯前來約稿。當事人之一周良沛回憶:1980年,《詩刊》由大32開改為16開本。內容、版面都要有新貌。當時值班的負責人荻帆來約稿,我正在編《胡也頻詩稿》,久未寫詩,他就托我從編稿中選出幾首詩來,再請丁玲同志寫篇文章一起發。……不想,丁玲同志沒有答應這件事,理由是,她不懂詩,寫不了談詩的文章。因為《詩刊》只是要篇紀念性的短文,既可以談詩,也可以由作者選擇任何角度寫胡也頻。這樣商量了一陣,她也總算答應了下來。因為胡也頻的忌辰是2月7日,《詩刊》就確定這組稿3月頭見刊。可是,該期的稿子有一半下廠了,而她的稿子還沒動筆。於是,荻帆同志電話上催,也要我當面催一下。可是,她幾次問我:“寫什麼呢?”看來,她還確實把這當件事在考慮。(《也談所謂的丁、沈“文壇公案”》)另一個當事人邵燕祥說:向丁玲約稿時,我是隨同三位主編即《詩刊》主編嚴辰、副主編鄒荻帆、柯岩一起去的(當時我是編輯部主任),約丁玲寫一篇談胡也頻的文章,她答應了。當時在場的還有陳明和張鳳珠。那是我惟一一次到木樨地丁家去。後來丁寫成后可能是寄交嚴辰(因嚴辰、逯斐夫婦與丁玲關係較深,延安時同在“文抗”,勝利后在張家口逯斐與丁、陳明同寫劇本《望鄉台畔》,五五年逯又因丁案牽連受處分)。稿子轉到我手,由我編髮。記得我和嚴辰、荻帆之間談過此稿涉及沈從文,頗與我們介紹胡也頻初衷相悖,但都無可奈何。(1990年3月4日致本文作者信)除了《也頻與革命》之外,丁玲還在其他文章里和一些場合或多或少地對沈從文也作了批評。在另一篇關於胡也頻的文章中她寫到:“他曾是一個金鋪學徒,有勞動人民的氣質。他不像有些紳士,或准紳士戴着有色眼鏡看世界,把世界全看偏了,賣弄着說點有趣的話,把才能全表現在編纂故事上。甚至不惜造點小謠,以假亂真,或者張冠李戴,似是而非,嘩眾取寵。……他不是在革命**的時候湧上浪頭,但卻在革命暫時處於低潮的時候,提着腦袋迎上去的,決不後退。難道這是盲目的嗎?難道這應該被諷刺為簡單無知嗎?”(《胡也頻》1980年10月)1983年4月18日,丁玲和劉賓雁訪問巴黎,在接受採訪時,丁玲談到沈從文:他寫的那本《記丁玲》全是謊言,是小說,着重在趣味性。不錯,他曾陪我把孩子送回湖南,因為那時沒別的人選,只有他陪着最安全。(轉引自姜穆《沈從文的性格與婚姻》)面對丁玲尖銳批評、指責,沈從文感到驚訝。他不解,他困惑,繼而氣憤。熟悉他的朋友知道,他在許多時候是一個極為忠厚寬容的人,可是此刻,在丁玲的這件事情上,他卻表現出很少有過的激烈。他不解,這些年來,對丁玲的身心打擊最厲害的並不是他,而是另外一些仍然活着的人。自己即使與她有過什麼不快,但與政治折磨和冤屈相比,個人糾葛如何也是不值一提的,更不值得如此大動干戈。這種煩惱和困惑折磨着沈從文本來平靜如水的心境。自從得知這篇文章的那個日子之後,儘管在許多人的面前,沈從文依然顯得平靜和從容,可是,在熟悉的親友面前,他卻無法掩飾他由此事引起的怨氣。在當年7月寫給老友、作家徐遲的信中,沈從文毫無保留地宣洩出他的怨氣。他寫到:當然還有“反面”的,也值得欣賞,即詩刊三月份上中國“最偉大女作家”罵我的文章,不僅出人意外,也為我料想不到。真像過去魯迅所說“冷不防從背後殺來一刀”,狠得可怕!乍一看來,用心極深,措辭極險。但是略加分析,則使人發笑,特別是有人問及她這篇文章用意時,她支吾其詞,答非所問,無從正面作出回答。她廿年來受的委屈,來自何方,難道自己不明明白白?嚷也不敢嚷一聲,自有難言苦衷。卻找我來出氣,可見聰明過人處。主要是我無權無勢,且明白我的性格,絕對不會和她爭是非。自以為這一着夠得上“聰明絕頂”,事實上,卅年代活着的熟人還多着,(即或過去和我不熟,也罵過我,但從近卅年種種印象,都會明白這文章用意的。)我對他們夫婦已夠朋友了,在他們困難中,總算盡了我能盡的力,而當她十分得意那幾年,卻從不依賴她謀過一官半職。幾乎所有老同行,舊同事,都在新社會日子過得十分熱鬧時,我卻不聲不響在博物館不折不扣作了整十年“說明員”。所有書全燒盡了,也認為十分平常,並不妨礙我對新工作的信心,更不曾影響我對國家的熱愛。在她因內部矛盾受排擠時,都是充滿同情。到明白轉過山西臨汾時,還托熟人致意。可料想不到,為了恢復她的“天下第一”地位,卻別出心裁,用老朋友來“開刀祭旗”,似乎以為如此一來,我就真正成了“市儈”,也就再無別的人提出不同意見。……除了此信之外,沈從文在給其他人的信中,以及相應的場合,他都私下表現出對丁玲的這篇文章的強烈不滿。但是,他沒有將自己的意見公開發表,像過去許多時候一樣,對他人的批評或指責,他很少出面論爭。聶紺弩回憶過一件往事。40年代,他看到一篇文章的觀點和沈從文的差不多,就以為是沈從文所寫,便寫文章罵沈從文,後來才知道並不是沈從文的文章,聶紺弩這樣說:“他這個人也有意思,你罵你的,他干他的,罵對了不做聲,罵錯了也不做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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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輝解讀沈從文與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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