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斗其文，赤子其人(2)

他很愛他的家鄉。他的《湘西》、《湘行散記》和許多篇小說可以作證。他不止一次和我談起棉花坡，談起楓樹坳——一到秋天滿城落了楓樹的紅葉。一說起來，不勝神往。黃永玉畫過一張鳳凰沈家門外的小巷，屋頂牆壁頗零亂，有大朵大朵的紅花——不知是不是夾竹桃，畫面顏色很濃，水氣泱泱。沈先生很喜歡這張畫，說：“就是這樣!”八十歲那年，和三姐一同回了一次鳳凰，領着她看了他小說中所寫的各處，都還沒有大變樣。家鄉人聞知沈從文回來了，簡直不知怎樣招待才好。他說：“他們為我捉了一隻錦雞!”錦雞毛羽很好看，他很愛那隻錦雞，還抱着它照了一張相，後來知道竟作了他的盤中餐，對三姐說“真煞風景!”錦雞肉並不怎麼好吃。沈先生說及時大笑，但也表現出對鄉人的殷勤十分感激。他在家鄉聽了儺戲，這是一種古調猶存的很老的弋陽腔。打鼓的是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他對年輕人打鼓失去舊范很不以為然。沈先生聽了，說：“這是楚聲，楚聲!”他動情地聽着“楚聲”，淚流滿面。沈先生八十歲生日，我曾寫了一首詩送他，開頭兩句是：猶及回鄉聽楚聲，此身雖在總堪驚。端木蕻良看到這首詩，認為“猶及”二字很好。我寫下來的時候就有點覺得這不大吉利，沒想到沈先生再也不能回家鄉聽一次了!他的家鄉每年有人來看他，沈先生非常親切地和他們談話，一坐半天。每當同鄉人來了，原來在座的朋友或學生就只有退避在一邊，聽他們談話。沈先生很好客，朋友很多。老一輩的有林宰平、徐志摩。沈先生提及他們時充滿感情。沒有他們的提挈，沈先生也許就會當了警察，或者在馬路旁邊“癟了”。我認識他后，他經常來往的有楊振聲、張奚若、金岳霖、朱光潛諸先生、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他們的交往真是君子之交，既無朋黨色彩，也無酒食徵逐。清茶一杯，閑談片刻。楊先生有一次托沈先生帶信，讓我到南鑼鼓巷他的住處去，我以為有什麼事。去了，只是他親自給我煮一杯咖啡，讓我看一本他收藏的姚茫父的冊頁。這冊頁的芯子只有火柴盒那樣大，橫的，是山水，用極富金石味的墨線勾輪廓，設極重的青綠，真是妙品。楊先生對待我這個初露頭角的學生如此，則其接待沈先生的情形可知。楊先生和沈先生夫婦曾在頤和園住過一個時期，想來也不過是清晨或黃昏到後山諧趣園一帶走走，看看湖裏的金絲蓮，或寫出一張得意的字來，互相欣賞欣賞，其餘時間各自在屋裏讀書做事，如此而已。沈先生對青年的幫助真是不遺餘力。他曾經自己出錢為一個詩人出了第一本詩集。一九四七年，詩人柯原的父親故去，家中拉了一筆債，沈先生提出賣字來幫助他。《益世報》登出了沈從文賣字的啟事，買字的可定出規格，而將價款直接寄給詩人。柯原一九八○年去看沈先生，沈先生才記起有這回事。他對學生的作品細心修改，寄給相熟的報刊，盡量爭取發表。他這輩子為學生寄稿的郵費，加起來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字。抗戰時期，通貨膨脹，郵費也不斷漲，往往寄一封信，信封正面反面都得貼滿郵票。為了省一點郵費，沈先生總是把稿紙的天頭地腳頁邊都裁去，只留一個稿芯，這樣分量輕一點。稿子發表了，稿費寄來，他必為親自送去。李霖燦在麗江畫玉龍雪山，他的畫都是寄到昆明，由沈先生代為出手的。我在昆明寫的稿子，幾乎無一篇不是他寄出去的。一九四六年，鄭振鐸、李健吾先生在上海創辦《文藝復興》，沈先生把我的《小學校的鐘聲》和《復仇》寄去。這兩篇稿子寫出已經有幾年，當時無地方可發表。稿子是用毛筆楷書寫在學生作文的綠格本上的，鄭先生收到，發現稿紙上已經叫蠹蟲蛀了好些洞，使他大為激動。沈先生對我這個學生是很喜歡的。為了躲避日本飛機空襲，他們全家有一陣住在呈貢新街，后遷跑馬山桃源新村。沈先生有課時進城住兩三天。他進城時，我都去看他，交稿子，看他收藏的寶貝，借書。沈先生的書是為了自己看，也為了借給別人看的。“借書一痴，還書一痴”，借書的痴子不少，還書的痴子可不多。有些書借出去一去無蹤。有一次，晚上，我喝得爛醉，坐在路邊，沈先生到一處演講回來，以為是一個難民，生了病，走近看看，是我!他和兩個同學把我扶到他住處，灌了好些釅茶，我才醒過來。有一回我去看他，牙疼，腮幫子腫得老高。沈先生開了門，一看，一句話沒說，出去買了幾個大橘子抱着回來了。沈先生的家庭是我見到的最好的家庭，隨時都在親切和諧氣氛中。兩個兒子，小龍小虎，兄弟怡怡。他們都很高尚清白，無絲毫庸俗習氣，無一句粗鄙言語，——他們都很幽默，但幽默得很溫雅。一家人於錢上都看得很淡。《沈從文文集》的稿費寄到，九千多元，大概開過家庭會議，又從存款中取出幾百元，湊成一萬，寄到家鄉辦學。沈先生也有生氣的時候，也有極度煩惱痛苦的時候，在昆明，在北京，我都見到過，但多數時候都是笑眯眯的。他總是用一種善意的、含情的微笑，來看這個世界的一切。到了晚年，喜歡放聲大笑，笑得合不攏嘴，且擺動雙手作勢，真像一個孩子。只有看破一切人事乘除，得失榮辱，全置度外，心地明凈無渣滓的人，才能這樣暢快地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