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馬里之行

索馬里是母親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工作時拜訪的最後一個國家，同時，也許是最重要的一個。當時，那個國家正處於最混亂的狀態。母親和羅伯特花費了大約一年的時間來準備這次旅行以及籌措資金。但是當她詢問如何辦理進入這個國家的簽證時，有人微笑着給了她這樣的答案：“到那裏不需要簽證，因為那裏根本沒有政府。你只需要乘飛機飛過去，同時祈禱自己乘坐的飛機不會被擊落就可以了。”本來，全世界的人們還沒有機會直接看到種族屠殺和成千上萬名瀕臨死亡的饑民擠在難民營中的景象。可是，在母親的訪問旅程之後，所有的事情和關注的目光好像都集中到了這裏。最後，國際社會採取了一些遲來的和被誤導的措施，試圖制止屠殺等行為。這些場面就是我在電影《超越邊界》中看到的那樣，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儘管母親在索馬里的工作非常出色，但是在她的心中，經過索馬里之旅以後，她對於社會不公正的憤恨以及對那些掙扎在死亡邊緣的孩子們的感情卻達到了頂點。她在一次採訪中說:“我心中充滿了對於人類自己的仇恨。”她經歷過戰爭，也聽到了世界上懺悔的聲音,“這一切不會再發生了”，可是她為什麼還有這樣的想法呢？因為事實上這種慘劇還是在不停地重複上演，這是非常不幸的。同時，她感覺到自己有能力在她的任期內做出最有意義的貢獻：因為媒體對她依然有興趣，所以也會對索馬里關注。我們曾經發誓不讓大屠殺重演。她想告訴我們，一個令人悲哀的事實是:在非洲，這樣的屠殺每天都在發生。大量的人因為飢餓而死亡。難民們並不是被強行納入收容營，而是他們因為自己不能養活自己和養活家庭而感到非常的絕望和極度的疲乏，心理上感到非常的恥辱，只能把這裏當成最後的歸宿。我在想，我們中間的一些人會不會用鄙視的心理偷偷地想，過了這麼多年，為什麼他們還過着這樣差的生活？可是他們無法擺脫這種境況。在一些發展中國家，那裏的情況是一種矛盾。一方面他們的戰爭在升級；另一方面他們又幾乎一無所有。離開首都，你就會發現幾乎沒有道路、學校和醫院這些基礎設施，更談不上什麼發展。這就是為什麼在母親逝世之後我們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美國建立了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柯德莉·夏萍紀念基金”的原因。她相信要改變這一情況只有通過教育，而我們的“柯德莉·夏萍紀念基金”正是致力於此的。我們的基金會在母親認為最需要基礎設施的四個非洲國家開展教育計劃，這四個國家是：索馬里、蘇丹、埃塞俄比亞和厄立特里亞。在基金會成立四年後，我們又加上了盧旺達。今天，我們承擔的任務正在增加，我們正在參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讓所有孩子上學”計劃，我們的基金會進入了一個新的十年計劃。“讓所有孩子上學”計劃的目的是讓全球一億兩千萬孩子能夠得到受教育的機會。有人認為，這些國家發展緩慢是因為殖民統治的退出。這種說法是絕對錯誤的。母親說:“首先獲得自由，然後再發展自己。”非洲國家獲得了自由，但不幸的是，所有殖民地時期遺留下來的設施都是臨時性質的，更為悲慘的是這裏的人幾乎都沒有得到教育。“像越南、古巴這樣的國家，受教育人口的比率甚至超過美國，也有基礎設施。他們自己可以拯救自己。”而非洲不可以，這就是殖民地時期的後遺症。母親在接受採訪或者發表演說時的開場白，通常是這樣一句:“還有什麼比孩子更重要？”她並不是設問或僅作一個姿態，她相信這句話的核心是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有什麼，還有什麼比人類的生存更重要的？在人的一生中，有什麼比童年時的愛、溫暖、關懷、食品、教育更重要的呢？某種程度上，“全球”這個詞只在與“經濟”相聯繫時才會引起我們的注意。當巴西和日本的經濟開始下滑的時候，當由於世界經濟不景氣導致我們投資在股市上的珍貴財產出現縮水的時候，我們煩惱，我們焦急，我們憂慮，我們束手無策。我們能夠做的，只有等待和觀察。但是，當我們的兒童們正在死於貧窮、飢餓、缺乏最基本的生活資料—母親常常提醒大家，獲得這種生活資料的花費僅僅是每天每人一美元—時，我們可以做的不止是“等待”和“觀察”。她還提醒大家說，在我們這個星球上居住的56億人口中，30億人每天花銷不到2美元，2億人花銷不到1美元，15億人連水也喝不上。這意味着，9億人生活在一個世界，47億人則生活在另外一個世界。兩者之比約是5:1。她常常深思，我們能做些什麼改變這種狀況？“他們的孩子死於飢餓，我們的孩子忙着減肥，這就是我們的世界嗎？”母親在1988年3月說:“世界本來就是不公平的。但是世界只有一個，它正變得越來越小，人們之間的接觸也不得不越來越頻繁。我們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那些富有的人就有義務、有責任去幫助那些一無所有的人。”她經常提醒人們，只要發達國家國民生產總值總和的百分之一點五就可以消滅這個噩夢。當我們的孩子們發現我們曾錯過了這個如此重要的機會，他們會怎麼想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