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喚教育家

文/謝志浩1998年是個值得回憶的年份，前有北京大學100周年紀念，後有新浙江大學的成立。但讓人不理解的是資格很“老”的北京大學沒有一本像樣的校史。堂堂北大竟人才匱乏無人捉刀？！非也。早些年北大所出校史僅僅是1898-1948年這50年間的滄桑，100周年的紀念會上竟拿不出來1948-1998年這50年間的一半校史，據說是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筆者不才，不知道這“眾所周知”的原因到底是什麼？蔡先生是現代中國的聖人，讓人感念的地方特別多。但我想他老人家在北大的時間並不特別長，可他開創了一種風氣。北大百年自然引發了對他老人家的懷念。但是蔡先生的事業是需要傳承的，蔣夢麟、胡適二先生是繼承了先生的“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理念的。這應該是公道話。現在讚揚胡適先生還可以，但有人僅講了蔣夢麟先生幾句好話，就惹得一些人老大不高興，提出商榷。可以看得出來這幾位先生是用心良苦的。細心想來，1949年以後有教育行政而無教育事業、有教育政策而無教育理念。于光遠先生認為1949年以後的教育不是教育思想錯了，而是沒有教育思想，給人啟迪多多。不過，筆者看來，1949年以後迄今，我們的大學是離教育越來越遠。這種教育思想在古今中外都是比較奇怪的：泯滅教育的教育。我們訓練出大量的沒有節操的順民，這是現今我們痛感人心惟危的一個主因。現在只是問題暴露得比較徹底，而且大家反思比較徹底。以前我們種下種種“因”，不收成某種“果”是反常的。扯遠了。我們想一想，1949年以後的北大還有沒有教育家，現今大家比較推崇馬寅初老先生。馬先生是非常重視氣節和名份的。依筆者看，馬先生比較符合“士”的行為標準，儘管他竭盡所能治理北大，但是卻不能夠成為教育家。這些毫不影響馬先生在國史中的地位，筆者對馬先生“敢怒敢言見精神”異常崇仰，並視先生為傑出的思想家。這裏有一個問題，教育家的標準是什麼？！什麼樣的人才可稱為教育家？本人和時賢的見解有特別的不同。（1）是否一個人當了多年的校長即成為教育家？回答是否定的。依我看，教育家首先應是學者，官僚就不配稱為教育家。根據我的體會和觀察，中國近代教育家有3種類別：蔡元培式、梅貽琦式、竺可楨式。清華校長梅貽琦本身為學者，但在學術上並無足稱道；可他心特專，一輩子服務於清華，可稱職業教育家。清華真有幸，有這樣一位專心致志的好校長。竺可楨先生乃一代氣象、地理大師，學術上有傑出的成就，為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一位聲名顯赫的學術大師來浙江大學，其輻射力自可想見。竺先生只問事實、不計利害的求是精神，使浙大由一般地方大學而成“東方的劍橋”，自是情理之中。有關蔡元培先生，時賢議論太多太濫，但許多人都沒議到點子上。其實，蔡先生真可稱得上政治家辦教育。他老人家改造舊北大的成功實踐，真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現今的大學校長學不好，學不了，也不能學、不敢學。綜合3位教育家，體察到教育家應有學者情懷、教育情懷和人間情懷。通俗地講，教育家具備學者的素質、大學的理念和民胞物與的情懷。（2）教育官一般不是教育家。翻閱有關教育人物大詞典。一個突出的感覺是：只要在教育口當過幾日官，都無一例外地是“教育家”。這可怎麼好？這樣一數，我們在1949年以後可以弄出一串“教育家”。有一種現象異常奇怪，在其他部門，官員和學者的分界非常自然。但在教育部門就怪得很，隨便什麼人都可當教育部門的領導，而且一當教育部門的領導就能成為“教育家”，仕而優則學。這對古代的祖制真是一個不小的革命。欠缺真正意義上的教育家，是誕生過孔子的國度的最大恥辱，也是1948-1998年這50年間最大的失敗。真正的危機是，我們似乎從不承認這種失敗。具有重大擔當的北京大學回眸百年曆程時，竟然還飄飄然地標榜：我們是有過蔡先生的。荒唐的是蔡先生的辦學理念後輩人沒能真心體會過，這是蔡先生執教過的北京大學的頂大悲哀，也是大陸所有大學的心傷。能夠說我們是蔡先生的不肖子孫嗎？真的沒有大學校長為中國現代學術而開拓嗎？事情不能絕對。但有一部分校長是有心而無力的。提到中國大學的改革，時賢的議論都集中在諸如緊缺的經費、破陋的筒子樓、課程和教材的革新。這些問題的確令校長頭痛，但在我看來這些僅僅是皮毛，而根本在於教育生態圈。劣質的教育生態圈是致使教育先天不足的主因。要想產生和成長大批教育家，首要問題是改變劣質的教育生態圈。現今這個圈依然雜草叢生。教育和政治、經濟、社會還處於一種劣性循環，大氣候還沒有根本的改觀，小氣候中綱舉目張的“綱”也沒能解決。諸如教育的理念大學的個性還沒有被提上議程。為什麼到現在這些問題都沒解決？說來話長。一言以蔽之，我們究竟在中國建立以民主和自由為目標的現代大學，還是建立**和獨裁的封建大學？子規夜半猶啼血，不信東風喚不回。但願這美好的企盼不是虛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