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留學制度的隨想(1)

文/謝泳一、想起鍾叔河因為錢剛的電視片在央視播出，這些天來容閎和早年幼童留美的故事又引起了人們的興趣。容閎的經歷和他的故事引出的是一個古老文明如何走向現代的話題，其中留學制度的形成和發展是它的核心內容。錢剛在上世紀80年代是有名的報告文學作家，但他後期報告文學寫作已轉向對中國近代歷史的思考，那時他的《海葬》曾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我記得他當時的興趣是在李鴻章，這次看到他寫容閎，我非常能理解他的寫作衝動，雖然是歷史題材，但他是一個有現實關懷的作家。我在上世紀80年代末曾與錢剛有過兩次接觸，但後來失去了聯繫。我對他的思考和工作一直很關注，他主政《南方周末》的時候，我曾寄過一本我的新書給他，但不知道他收到沒有。這次看到他的新作，我佩服這個老朋友不懈的努力。我想起了胡適的老話，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說到中國近代留學制度，我先想到的是兩個湖南人。一個是舒新城，一個是鍾叔河。1939年舒新城出版了《中國近代留學史》，在以後關於留學制度的研究中，這本書是必看的參考書。以後對留學生和留學制度的多數研究，其基本思路大體不出舒新城這本著作。從學術史研究角度觀察，沒有舒新城的著作，以後關於留學生和留學制度的研究會有很大困難，因為除了研究方法以外，舒新城的著作中保留了非常豐富的歷史材料。舒新城的這本著作在上世紀80年代曾由當時的上海文化出版社影印出版過。但80年代是一個重現實輕歷史的時代，讀者的熱情在當下，對於歷史的關注是淡漠的。雖然相關的歷史研究著作已出版過不少，但在讀者中還沒有形成興趣中心。十幾年以後再來觀察，早年關注歷史的學者現在多數引起了讀者的注意。80年代初期，鍾叔河主政湖南嶽麓書社，出版了很多文化積累方面的書。他主編的“走向世界”叢書和他的學術專著《走向世界——近代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歷史》，曾名重一時，錢鍾書一生極少為人作序，但卻對鍾叔河的這本書非常推崇。容閎《西學東漸記》就在這套叢書中。它的標點者之一楊向群，多年以後成了我和程巢父編輯的《追尋儲安平》一書的責編，真是人生何處不相逢。歷史在事後觀察，可能會有一些特殊的感想。與這套“走向世界”叢書幾乎同時，還有一套“走向未來”叢書，偏重於介紹西方的各種思想。當年，我對於這套叢書的興趣遠遠超過前一套，想來和我有一樣經歷的青年會有同感。但90年代以後，人們常常想起的倒是鍾叔河編輯的書了，因為時代精神發生了轉換。二、留學制度的形成作為一種教育制度，留學制度的形成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最主要制度。當它成為一種穩定的制度以後，它在功能上取代了科舉制度，也可以說成為一種近似文官制度的東西，特別是早期留學生，大部分進入中國社會的上層。誇大一點說，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主要動力基本來自留學生。舒新城曾說過：“如無留學生，中國的新教育與新文化絕不至有今日。”決定中國留學制度形成的關鍵人物是曾國藩、李鴻章和丁日昌。因為一種新制度的建立，起主要作用的是政治人物。但作為文化建設的留學思路，卻是容閎最早提出來的。舒新城對他的評價是：“無容閎，雖不能一定說中國無留學生，即有也不會如此之早，而且派遣的方式也許是另一個樣子。”舒新城這個邏輯里還少了一個環節，那就是傳教士。中國留學制度的起源與他們分不開。1847年，最早把容閎、黃寬、黃勝三位中國青年帶往美國的是傳教士布朗夫婦。容閎的建議是幼童赴美，容閎建議的主要目的是為國家培養人才。選擇幼童赴美，應該說是容閎的遠見。他當時建議的年齡是12到14歲。後來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對學生的選擇大體也是這個年齡。這個年齡的意義在於這些學生可以真正融入美國生活。因為同時還派了漢文教習，他們在美國沒有忘記漢文。從中國後來留學生經歷的統計中，可以看出，早期幼童留美和後來庚款留美學生成才比例較高，因為這個年紀容易徹底接受美國教育，同時建立與美國社會生活的關係，而這些關係在成年留學生中建立相對較難。1910年清華第二批庚款70名學生中出了胡適、趙元任、竺可楨、張彭春等對中國社會產生極大影響的人。1922年清華放洋的94名學生中出了沈有鼎、聞一多、梅貽寶、羅隆基、潘光旦、雷海宗、吳澤霖、薩本棟、高崇熙、黃子卿、張心一等各學科的著名人物。近年考察中國重要歷史人物教育背景時，留學教育成為觀察和分析他們人生經歷的一個主要變量。大體說來，人們對留學英美的評價較高，對留學日本的學生評價次之，對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另有認識。三、留美學生的影響在文化教育中國早期留學生學成以後，多數回到中國報務，特別是公費留學生。自費留學生回國的比例也相當高，這主要得之於中國傳統教育的功勞。胡適早年寫《非留學篇》時曾提出過“留學當以不留學為目的”，可見其思考之深遠。另外，當時回國的留學待遇也相當優厚。中國早期留美學生主要出自清華大學和聖約翰大學，在一個留美學生國內最高學歷的統計中，北京大學只排在第7位，西南聯大排在第11位。從前15名的大學觀察，留美學生除了清華以外，主要出在教會大學。留美學生最主要的服務機關是當時中國的高等學校，遠遠高出留日學生。早年任教中央大學的常導之在《各國教育制度》一書中曾說：“從多數國家之行政及學校制度中，皆可發現其所受於德法兩國之影響，即美與蘇俄，亦非例外。蘇俄在其建國初期中，頗有一舉而擺脫所謂資本主義國家之成法，而另起爐灶之勢；惟自實行新經濟政策以來，其學制上顯然受了外來的影響。英國在世界經濟及政治上之勢力，遠較德法兩國為雄厚，但其教育制度，則在所屬領地以外，似乎影響他國之處不多。至於美國制度似乎僅能在我國博得最多之讚美者。”常導之最後這一句話，很有意思，也可以說是對中國現代教育所受影響的一個總結，它與中國留美學生主要在高等學校從教有關。如果以1949年為界來分析，當時從政官員的主要留學教育以英美為主。特別是外交方面，實際折衝外交問題的是顏惠慶、顧維鈞、陳友仁、王正廷四位。他們都在外國受過教育，並都熟悉外國的政治經濟情形。1935年出版的一本《最近中國外交關係》［波拉特（Pollard）著，曹明道譯］中曾指出：“中國的外交政策，差不多完全只由一小部分很熟悉國際公法有外交經驗及通曉國際情形的相當人物所決定。這些外交官員中，有許多曾在中國教會學校畢業的。有幾位是曾在美國英國或其他歐洲國家大學裏得到高等學位的。實際上他們都能操一國或幾國語言。所以內閣和黨系可往複調動，各省也可任由以前的土匪去當政，可是外交部同外交官員，卻終是在這種留學階級的青年手裏。他們曾在巴黎與華盛頓會議里，聲訴本國的怨嫌。他們決心要努力達到中國應受主權國待遇的原則。因此，在南京政府一部分所成功的事業中，他們曾培植基礎。”書中還引了一位美國人的話說：“大家曾說過並且說得很對，要是中國政府的其他各部，都能顯示像外交人員所常顯示的才能，尤其在這10年中，中國便將成為世界大國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