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議中國近現代大學的教育目標(3)

作為一個社會學家，潘光旦十分強調在社會結構、社會秩序中個人的重要性，他直截了當地說：“教育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每一個人的人格的培養”。他批評那種認為“教育的目的是社會的”、“教育必須配合社會的需要”等等說法，將“社會”、“社會需要”變為宰制個人的“半神秘的實體”，而將人變為被動的工具。因而，他強烈地批評“黨化教育”、在大學進行“訓導教育”、將“宣傳”等同於教育等等做法，崇尚自由教育的理念。他認為：“要個人生活與人格的健全發展，要通性、個性、性別三節目的不偏廢，責任端在教育，在一種通達的教育，就是自由教育。要社群生活與群格或國格的健全發展，要秩序、進步、綿延三節目的不偏廢，責任端在政治，在一種通達的政治，就是民主政治。自由教育與民主政治的相輔而行，互為因果，是我們一向認識而主張的。”直至今日，我們的教育理想仍然徘徊在強調國家、社會，與強調自由、民主、個性發展，這樣兩種不同價值的張力之間。三現代大學的理念和教育目標，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人文主義與科學主義、理性主義與功利主義的衝突。與西方科學教育逐漸從傳統的人文主義源流中分離出來，並與之相抗衡這樣的背景很不一樣。在中國，廢止科舉、發展新學的一個基本動因，就是針對舊學“無裨實用”的積弊。因而，洋務時期發展起來的早期高等教育，均以武備、船政等“實學”為主，並伴隨“教育救國”、“實業救國”這樣急切的動機。這種強烈的功利主義價值直接體現在大學的培養目標上。1912年，蔡元培起草的《大學令》，確立了“學”與“術”的分離，以“教授高深學問，養成碩學宏材應國家需要”為大學教育宗旨。但在大學內部，究竟實施什麼樣的教育，一直存在爭論。1925年，清華大學張彭春教務長把大學分為普通科和專門科，遭致許多老師、學生的反對。后實行通才教育，文理法三院不分院系，仍有學生反對。有學生給學校寫信，要求早一些接受專門訓練。教授們的意見也不一致。蔣廷黻稱，自然科學家和工程學家希望學生在第一年就接受專門課程，教文學和社會學科的同事則希望晚一些開始專門課程。朱自清就反對過早進行專門教育，他認為“大學教育應注重通才，不應該一味注重專家……學生倘若只需要專業訓練就滿足，他們應該到專科學校去”。馮友蘭後來回憶說，清華大學教授會經常討論而並沒有完全解決大學教育的目的問題，即大學教育究竟應該是培養“人”，還是製造“機器”。折中之後，實際的教育模式為大學一、二年級，以通才教育為主，三、四年級，以專門教育為主。大學的通專之爭後來擴大到了社會上，是因為30年代之後政府的教育政策發生了明顯轉變。1931年公佈的“確定教育實施趨向辦法”，規定“大學教育以注重自然科學及實用科學為原則”，招生政策偏重實科，縮減文法科的規模。1934年國民政府修正公佈的《大學組織法》，規定大學的教育方針為“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抗戰爆發后，政府更是力倡“實用科學”，限制文科和理科的發展，在公費留學待遇上加以區別，引起教育界的非議和爭論。在科學技術、經濟十分落後的中國，尤其在戰爭時期，培養大量專家以為實用，是十分現實而迫切的任務。然而，即便在當時，眾多知識分子並沒有喪失對教育、科學清醒的理性認識。朱自清認為“大學生多隻擁擠在工學院和經濟系裏，這是目光短淺，只看在一時應用上。這是大學教育不健全的表現。”雷海宗批評當時的大學教育，為求“專精”、“研究”的美名而舍本求末，“一般的學生，因根基的太狹太薄，真正的精通既談不到，廣泛的博通又無從求得；結果各大學每年只單送出一批一批半生不熟的智識青年，既不能作深刻的專門研究，又不能正當地應付複雜的人生”。朱光潛撰文解釋西方大學教育“LiberalEducation”的理想，認為系一種“寬大自由的教育”，其目的“不僅在訓練一技之長而尤在養成宏正通達之士；不僅在傳授知識技能，而尤在陶冶品學才識具備之完人與培養健全之士風。此非謂大學生可不具備專門職業之知識與技能，但以此為未足。理想的大學生應退可為專才，進可為通才，以其所學施之於特殊職業，固可措置裕如；施之於領導社會，主持政教，亦可迎刃而解，所謂‘寬大自由教育’者其義如此”。從事高等工程教育的梅貽琦敏銳地意識到對於中國的工業化而言，需要的不僅是技術人才，而且是組織人才，所謂“工業建設的領袖”，其“重要性至少不在技術人才之下”。“真正的工業的組織人才，對於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以至於一切的人文科學、文化背景，都應該有充分的了解……嚴格的自然科學認識倒是比較次要”，而我們卻僅僅注意了技術的訓練和專家的養成。針對政府重實科輕文理科的政策、所謂“通專並重”的培養方針，梅貽琦認為是不可行的，認為在大學期間，“重心所寄，應在通而不在專”，因為“通識為本，而專識為末，社會所需要者，通才為大，而專家次之，以無通才為基礎之專家臨民，其結果不為新民，而為擾民”。這是真正的遠見卓識。今天，我們看到了太多只是擾民的官員和專家。當然，並不是所有人都贊同通才教育。橋樑專家、曾任北洋大學校長、交通大學唐山工程學院院長的茅以升，提出高等工程教育培養專才目標，引起非議。他認為中國的工程教育抄襲美國，“廣泛不精”，偏重理論，教育與工程生產脫節。但是，細察他所提出的“專才”目標，卻並不是片面單薄的專家，而近似通才的要求了。他提出“專才”的八個目標是：善於思想；善用文字；善於辭說；明於知之；明白環境；科學知識，知其所來，及運用方法；富於經濟思想；品德純潔，深具服務之精神。和今天的情況相比，應當說那時的教授學者對於大學實行通才教育，有更多的共識。中國高等教育的童年是豐富、爛漫和充滿活力的，半個世紀前前輩的探索和思考是我們今天向新世紀出發的重要的精神資源。儘管隨着時代的發展，大學所處的社會環境、文化背景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大學教育面臨的一些基本問題仍然是相同的；甚至，中國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急於趕超的位勢和心態也大致相似。實現教育現代化的目標，不僅需要前瞻，而且需要回顧，需要重溫我們中斷已久的晚近的傳統，從歷史中汲取經驗和智慧，從而在新的世紀，重新弘揚作為一個教育古國的大學之道和文明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