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議中國近現代大學的教育目標(1)

文/楊東平中國近代大學的建立，大約可以1895年的北洋大學堂（天津大學前身）、1896年的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和1898年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開辦為起點，迄今已經百年。

但其由舊入新，成為現代大學的轉換，大致發生在“五四”

之後。

比較顯著的坐標，如1912年，由蔡元培起草、教育部頒佈的《大學令》；同年，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北京大學，在蔡元培手中完成了現代性的改造。

在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傳統大學逐漸完成了這種更新，與更多的新建立的大學一起進入現代之列。

這意味着對大學的功能、性質、使命、制度組織等等作出新的認知和構建，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和大學精神。

在這一過程中，不難找到從“中體西用”

到自由主義、國家主義等各類社會思潮、思想文化的表現和標本。

同時，社會政治結構和官方意識形態的變動，使國家的教育目標與大學的宗旨處於一種緊張的互動之中；民族危亡的緊迫壓力、民族振興的直接需要，更是顯着地影響了大學理念的形成。

確立現代大學教育目標的基本問題包括：在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之間繼承、批判或改造的態度，它既涉及中西文化的“體用”

問題，也有源自西方的高等教育民族化、本土化的任務；在國家的發展目標和人的發展目標之間的恰當定位（國家主義，還是自由主義）；在大學的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間的取捨、選擇（培養專家，還是通才）等等。

在20世紀上半葉，國立、私立和教會大學等不同類型大學的實踐，舊學或留學生出身等不同文化背景的大學校長的追求，都豐富、補充着現代大學理念的形成，從不同方向回應了現代大學面臨的這些問題。

一清末早期高等教育的舉辦者，多是舊學出身的紳商和知識分子，如創辦北洋大學堂、南洋公學的官僚型紳商盛宣懷；協助張之洞策劃三江師範、與馬相伯、嚴復創辦復旦公學的“狀元資本家”

張謇。

1927年至1934年任暨南大學校長的鄭洪年，是光緒年間的舉人；暨南大學的另一位校長何炳松，是清末的秀才。

曾任嶺南大學校長、成為教會大學“華人校長第一人”

的鐘榮光，16歲中秀才，28歲中舉人，后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修教育學。

蔡元培早年連中秀才、舉人、進士，授職翰林院編修。

在這批舊學出身的大學校長中，1907年至1920年主長交通大學的唐文治，是十分值得重視的。

這位官至商部尚書的清末進士，在新教育的實踐中，集“國學大師，工科先驅”

於一身。

作為國學大師，他是精神上的傳統主義者，有“讀經救國”

的主張，他晚年的教育實踐，是按照書院的模式創辦了聲譽卓著的無錫國學專修學校。

但作為交通大學校長，他是行動上的改革主義者，奉行實業救國、教育救國，以“求實學，務實用”

為辦學宗旨。

在他手中，交通大學成為一所學科齊備、具有較高學術水平的現代工科大學，秉承“修齊治平”

的儒家理想，唐文治認為對大學生應“以道德端其模範，以規律束其身心”

，使其“蔚為通材”

；大學的功能，“其大要在造就專門人才，尤以學成致用，振興全國實業為主，並極意注重中文，以保國粹。

在辦學中強調道德育人，德才統一，知行合一；主張文理兼通，兩文並重，既重數學、物理、外語，又重中文學習，使學生由“文理兼通”

而達“體用兼備。

他為交通大學撰寫的《工程館記》集中表達了洋務運動以來主流的教育理念：“維余平生之志願，在造就中國之奇材異能，冀與歐美各國頡頏爭勝……吾願諸生勤究物之質，更培養性之靈，庶幾體用兼有，以捍外侮而致太平矣”

和許多早期高等教育的舉辦者一樣，唐文治明確地將大學的培養目標定位於“造就領袖人才”

，以期將學生“分播吾國，作為模範。

這既是當時高等教育作為精英教育的實際狀況，也體現了一種培養聖賢的儒家理想。

他鼓勵學生“欲成學問，當為第一等學問；欲成事業，當為第一等事業；欲成人才，當為第一等人才。

而欲成第一等學問、事業、人才，必先砥礪第一等品行。

在這個方向上，唐文治鮮明體現了大變革時期傳統儒學的現代生存，其辦學實踐是將傳統文化資源與現代大學教育相融合、儒學精神與現代科學教育相結合的最初嘗試。

在大學教育中融入儒家思想，結合中國國情，從而使西方教育中國化，在當時並不是孤立的事件，庶幾是一種必然的文化選擇，或者文化交流中的必然反應。

張伯苓在南開大學開辦之初，就意識到過於西化的教育脫離中國實際的後果。

他於1928年頒佈的《南開大學方針方案》，明確提出以“土貨化”

為南開今後發展之根本方針。

所謂“土貨化”

，他解釋為“乃關於中國問題之科學知識，乃至中國問題之科學人才。

吾人為新南開所抱之志願，不外‘知中國’、‘服務中國’二語。

……即以中國歷史、中國社會為學術背景，以解決中國問題為目標的大學。

針對中國“愚、弱、貧、散、私”

五大弊病，提出南開的教育方針着重以下五點：重視體育，提倡科學，團體組織，道德訓練，培養救國力量。

1934年，張伯苓提出“允公允能”

的校訓，以“培養學生愛國愛群眾之公德，與夫服務社會之能力”

，以“治民族之大病，造建國之人才。

許多學貫中西、思想十分“西化”

的學者，其情感和個性大抵是中國化的，文化之根仍深植於中國。

他們用中文古典解讀、傳播現代大學理念，深入人心，流誦至今。

如梅貽琦以《大學》之語作大學精神之新解：“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1929年創辦浙江大學教育系的鄭曉滄闡釋大學的教育理想，稱英國大學理想，在養成Gentlemen，此即中國“君子”

理想；德國之培養專門學者Scholar，於中國當謂“士。

“我國本有‘士君子’一名詞，然細按之，亦自有別。

大概‘君子’尤重行誼，而‘士’則必學問上有相當之造詣者，方足當之。

前者尤重人格上之修養，後者則重學問上之修養。

今如不取古人之形式或意義，而取其旨趣之所在，則今日之大學學生，不可不勉為績學之‘士’，不可不勉有‘君子’之風”

長期擔任清華大學教務長的潘光旦也持此說，認為大學教育根本就是“士”

的教育。

他解釋，這一方面是理性的教育，能夠“推十合一”

，思想開放明智，既不“泛濫無歸”

，也不“執一不化。

另一方面，是情志的教育，情緒、意志的培養，如古人所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士可殺不可辱”

、“士見危授命”

等。

他認為“近代的教育不知做人造士為何物”

，“沒有教一般人做人，更沒有教一些聰明智慧的人做士，沒有教大家見利思義，安不忘危，沒有教我們擇善固執，矢志不渝，也沒有教我們諒解別人的立場而收分工合作之效。

他將西方大學理念與中國儒家理想相結合，提出一個全新的教育概念——位育。

他解釋說，《中庸》有“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

所謂“位育”

，就是“安所遂生。

可以說，在最高的境界上，古今中外的教育理想是大致相同、可以溝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