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燕京大學的靈魂(2)

而真正讓燕京大學躋身世界一流大學地位的，則是哈佛燕京學社的建立。上世紀初期，司徒雷登了解到美國鋁業大王霍爾（1863-1914年）有一筆巨額遺產捐作教育基金，並聲明遺產中一部分用於研究中國文化，由一所美國大學和一所中國大學聯合組成一個機構，來執行這項計劃。起初遺囑執行機構選了美國的哈佛大學和中國的北京大學，但司徒雷登設法成功地說服哈佛大學與燕京大學合作，於1928年春成立哈佛燕京學社，並設立燕京學社北平辦事處。司徒雷登回憶這段往事的時候說：“那是一次可怕的經歷，弄得我十分緊張，心裏為自己事業的前途擔憂，連吃的東西也顧不上看一眼。出任大使晚景凄涼我們可以注意司徒雷登在哈佛燕京學社成立之後所說的那句話，在說那句話的時候，他完全是以一個中國人自居並為此感到欣喜。事實上也正是如此，他不僅把燕京大學看作自己畢生的事業，更是把它看成是中國事業的一部分，認同這所大學是“中國人的大學”。也正因為如此，司徒雷登在當時的燕大師生當中受到極高的推崇。而由於燕京大學的成功以及它的影響，司徒雷登在中美兩國的聲譽也在上個世紀中葉達到了巔峰。有一件事特別能夠體現燕京大學以及司徒雷登在當時中國的影響。1935年，那時候的燕京大學已經享譽國際，當時對於政府的一些部門來說，它並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有一次司徒雷登發出了這樣的抱怨，蔣介石知曉之後，立即為司徒雷登在南京勵志社安排了一次演講。那次演講，蔣介石臨時有事，未能參加，但是在當時的行政院院長汪精衛的率領下，包括宋子文、孔祥熙、張群、何應欽、陳誠在內的各院、部和三軍負責人近200人出席了這次集會。在這次演講中，司徒雷登把燕京大學的種種狀況介紹給當時的官員，以至於此後的燕京畢業生在應聘政府職員的時候，政府部門都不得不對他們青眼有加。司徒雷登對於學生更是像一個慈祥的長輩，在燕京學生人數較少的時期，他能夠準確地說出每個學生的名字。後來學生逐漸增多，但他依然努力做到這一點。當時燕京有個規定，未名湖裏禁止釣魚，但是有個學生忽視了這個規定，正當他手持魚竿在未名湖畔悠然自得的時候，一個慈祥的聲音在他身後響起來：“這湖裏面的魚不錯吧？”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司徒雷登也在考慮着是否把他經營了許多年的燕京大學遷往後方，但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他決定讓這所大學留在北京。他迅速地在燕園升起美國的星條旗，以表示此處屬於美國財產，又特別在大門上貼上公告，不準日軍進入。司徒雷登本人並不認同**，但是就是在這樣的時期，抗日刊物以及各種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刊物依然在燕京大學裏正常地得以出版。燕京大學的校友、旅加拿大學者林孟熹在多年之後發出這樣的感嘆：“星條旗啊！多少年來你曾在這塊土地上留下令《獨立宣言》蒙羞的可恥記錄，可這一次卻讓你頓增光彩。”由於司徒雷登這種兼容並包的胸懷，在那段風雨如晦的歲月中，抗日救亡的呼喊得以在這個由美國人創辦的教會大學中發出了時代的最強音。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主席在重慶第一次見到司徒雷登，就滿臉笑容地對司徒雷登說“……久仰！久仰！你們燕大同學在我們那邊工作得很好……”司徒雷登與燕京大學，彷彿就是一體。那所由他的朋友們捐贈給他作為居所的庭院，位臨未名湖，冰心先生給它起了個詩意的名字：臨湖軒。但是司徒雷登並沒有一個人獨享它，而是作為學校的辦公地點，所以，很快地，這座庭院成為了燕京大學的標誌。每年的6月24日，燕大的學生必定來到這裏，給這位受他們尊重的校長祝賀生日。1926年6月5日，司徒雷登的夫人在這所庭院離開人世，她的墓地成為了燕大校園中的第一座墳墓。也許，從那個時候起，司徒雷登就跟燕京大學融為了一體。他本來應該一直生活在這個美麗的校園裏，但是在1946年，他做出了出任美國駐華大使的選擇。在他即將離開北平的時候，在某個中美聯誼會為他舉行的歡送會上，他突然發現了已經認識了多年的北京大學校長鬍適。在他的即席發言中，他把自己與胡適作了一番比較，他說：“他幸運地辭去了出使國外的使命（指胡適辭去了駐美大使的職務），返回了北平當大學校長，而我卻要離開這最可愛的城市和那令人滿意的事業，去從事一項前途未卜的使命，而這正是胡博士所避開的。”不過，燕京大學校友林孟熹對此則有不同的回憶。林孟熹曾就司徒雷登出任大使請教當時燕大政治系主任兼校務委員會成員陳芳芝，陳芳芝回憶說：“在離開燕園赴南京就任前夕，司徒雷登曾經對他說：‘出任大使是為了謀求和平，而只有在和平環境下，燕京大學才能生存和發展。’”但是長於治校的司徒雷登對於政治顯然沒有對於教育那樣了如指掌，這段大使生涯讓他感到心力交瘁。他想一碗水端平，因此得罪了他過去的老朋友蔣介石，以至於1950年司徒雷登的75歲壽辰，當時國民黨政府駐美大使顧維鈞請示蔣是否以蔣的名義贈送鮮花，蔣冷漠地回答：不必了。甚至他昔日的學生們，也不能完全了解他的一片苦心。據林孟熹回憶，1948年5、6月的一個下午，燕京的學生代表在臨湖軒就中美關係和美國對華政策交換意見，氣氛劍拔弩張，因為燕大過去給他的教育是：“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隨着南京的解放以及美國對華政策的徹底失敗，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不得不踏上回美國的飛機，離開這片他曾經生活了50年並曾經深深熱愛過的土地。在飛機上，他看到美國國務院發表的《白皮書》，在那裏面，司徒雷登完全成了一個美國對華政策失誤的替罪羊。而在大洋彼岸的這一側，**主席則發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別了，司徒雷登》。這位老人再也支撐不住，一下子中風卧床不起。在他身邊的，只有過去一直支持他的秘書傅涇波。這個富有傳奇色彩的中國王公的後人，在司徒雷登卧床不起的日子裏，體現出他一如既往的君子之風，像一個兒子一般服侍在司徒雷登的身邊。恐怕也只有他，能夠體會司徒雷登此刻心情的荒涼。作者簡介：陳遠，1978年生。畢業於河北科技大學。近年來關注於考察中國近現代文化生態。現供職於某報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