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馮小剛看中國電影(2)

今年年初，《手機》上映10天，票房就達到3500萬，這讓馮小剛在面對北京電影學院的師生時，有了可以口出狂言的底氣。當時有學生問到，《手機》和馮小剛以往的賀歲片很不一樣，尤其是悲劇的結尾讓人看了心裏不太舒服，《手機》還是不是賀歲片？馮小剛說：“賀歲片是不是必須是喜劇？都要從頭笑到尾？都要皆大歡喜的結局？很多人告訴我應該如何做，但是他們沒資格教我，賀歲片就是我開始拍的，所以我不需要人告訴我怎麼拍賀歲片，現在我從新立另外一個規矩了……”學生的問題是有些單純和不着邊際，但馮小剛卻沒意識到，如此的票房收益，並非證明了他是一個優秀的導演，而是因為在賀歲的檔期，只有他一人在唱獨角戲。由於沒有電影分級制度，在過去，有很多優秀的電影因此而被槍斃掉。投資人的錢白白的花掉，賠了自己的血汗錢，下次再投資電影業，就謹慎得多了，判斷標準也因此而發生了變化，一切向票房看齊，並且很難投給新人。因為被斃掉的電影太多，中國電影的投資市場不容樂觀，所以投資商們也只好投給那少數幾個能賺回票房的導演。拍電影找投資，然後通過審查，是中國電影人永遠的痛。這樣的情況對於那少數幾個可以得到投資並賺回票房的導演來說，本來是很好的環境，他們大可以拿着投資人的錢將電影拍得更好。大家在嚴格的審查面前，有些怕了，但是並不意味着，好的電影就無法避開敏感因素。票房、藝術性和審查之間，一定是有出路的，而且這個出路還很多。所以終究不能將責任都推到審查機制上去，是這樣的環境慣壞了那些缺乏競爭對手的導演們。像馮小剛都可以用不足100天的時間拍一部電影，搞定劇本就OK了，也足見他的輕鬆與隨便。中國有十幾億的人口，真正走到台前來的電影導演卻就那麼幾個，商業片的導演就更少了。每年我們有多少部電影能收回成本，並多多少少賺回一些？在中國出現新銳導演的頻率是多少年一次？電影學院的學費收得不低，學員也不少，大大小小的私立電影學院也有很多了，這些學生中間，有沒有幾個是真正能為中國電影作出貢獻的呢？作為觀眾，我們一直希望能有一個百花齊放的良性競爭局面，出現在電影行業里。這樣我們就能看見種類繁多、風格各異的電影，以及在競爭機制下脫穎而出的優秀導演和演員。作為電影愛好者，這樣的願望，更加強烈。而到那個時候，投資商對於電影市場，將不再持觀望態度，而是會參與到這個市場的建設中去，中國的電影也就不難發展起來。至於盜版，它在暗，而電影人在明，光靠打擊和呼籲，是治標不治本的。只有自己先有了好東西，才能將觀眾這個陣營吸引過來，才能使中國龐大的電影消費群體能夠自給自足。這裏我想到了韓國的“光頭運動”，這個事件使我不得不佩服韓國電影人拯救本土電影的決心和熱情，他們為自己的生存狀況作出了努力，並最終衝出了困境。其實也並不是單純的這一個運動就扭轉了局面，對於電影業，韓國人從1996年開始，就有了一些努力：1996年，金大中競選韓國總統的施政綱領中提出“支持發展韓國電影的宣言”，其中第五條便是“籌備釜山等各式國際影展，爭取國際認同、促進交流”。釜山電影節到今年已經舉辦了第8屆，雖然名義上是“國際”電影節，實際上是為本國電影的向外擴張搭建良好平台，為韓國獨立電影等發展都做出了重要貢獻。1998年，韓國取消“電影剪閱制度”，以“電影等級制度”代替。每部電影的等級由民間組成的“影像物等級委員會”進行評級，對色情、恐怖、政治等題材也不再限制。這大大鼓勵了韓國本土的電影人。1999年，為了抗議韓國加入WTO世貿組織，開放外國電影配額，韓國影人發起大規模示威遊行，幾乎所有的電影人都動員起來，不少男性影人甚至剃光頭在漢城國廳、光華門等地靜坐抗議。因為剃光頭在韓國是極強烈的抗議形式，而此活動又為全韓國影人集體參加，所以被世界輿論高度關注，給韓國政府造成極大壓力，遂決定繼續韓國每家電影院的每個放映廳一年必須放映滿148天的本國電影的政策。光頭運動成功之後，韓國導演士氣大振，成為韓國電影發展的一個契機。“光頭運動”之後，韓國電影走向了國際市場，取得了世界的支持，大家開始重視韓國電影。平民百姓也開始關注韓國電影了。以上只是幾個簡略的事件，韓國人為本土電影作出的努力還有很多很多，而首當其衝的，就是電影人的聲音。即使韓國有韓國的國情，我依然要好為人師地建議中國的電影人能夠向他們學習。中國導演們為自己的生存困境也發愁了好多年了，但是不從自己開始做起，只希望從商人、分級制度上尋求幫助，抑或是尋找借口，是無法最終解決問題的，這個現狀只有無限期地拖延下去，最後受害的，還是中國自己的電影業。中國的電影分級制度一定會到來的，只是時間長短的問題。到時必將迎來一個強大的競爭局面，只是，中國的導演們，你們做好準備了嗎？至少馮小剛還是很悠閑的，在《天下無賊》開拍前，也有足夠的時間去寫《我將青春獻給了你》，但是馮導啊，您的青春就別獻了，我們不需要您的青春，我們只需要您的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