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遭到驅逐(3)

束星北對於學校日益升溫的政治學習熱潮，無力抵擋，卻可以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里，搭檯子唱反調。為了把那些躁動不安的學生拴在課桌前——向不善思想工作的束星北，在華崗和馬列主義教研室的教師大講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時候，不斷地向學生灌輸牛頓、愛因斯坦、海伯森、狄拉克、玻爾等等科學家成才成名故事和經歷，他也不時地用竺可楨時代的浙江大學的學風學制和學子的精神來激勵他們。他早早地就提出“紅與專”的概念，他讓學生們討論兩者的關係，讓他們知道，社會主義建設發展靠什麼。“如果學生和老師都去做政治家、理論家，那麼，社會主義建設靠誰來搞：工廠企業誰來建，大炮坦克誰來造，量子力學，相對論或尖端科學誰來研究？”為了讓學生將主要精力投入到學習中來，分散他們的政治學習和社會活動的熱情與精力，他不斷增加測試、考試，常常是五天一大考，三天一小考，弄得學生疲於奔命，他還不知趣地將學生們分成兩幫，一幫是有心學習沒有很強的政治**的學生；一批是政治當頭，積極進步積極靠攏組織的學生。對前一種學生，他想方設法穩住他們，小心地呵護着他們。對后一部分學生他採取拉拉打打的辦法。他的目的是“挽救”他們。對於那些完全做了政治的“俘虜”的學生，他或者不聞不問、一味地冷落或者尋找機會“打擊挖苦”他們。束星北的思想和行為在一定範圍里“造成混亂”，不但引起了學校的警惕，也遇到了物理系黨支部書記李哲明的抵制和鬥爭。也許礙於師生關係，最初鬥爭還屬“內部的”“地下的”，當束星北和華崗的因哲學科學孰大孰小，孰先孰后之爭的矛盾公開后，學校的領導和李哲明對束星北的鬥爭性質發生了變化，一直在“後台”對束星北進行監督、抵制的李哲明走上了前台，開始和束星北展開了面對面的鬥爭，部分師生也圍繞束星北和李哲明分化出兩種力量。一方面是學校、是潮流、是絕大多數，一方面是極少數、是代表着反動、落後的東西，因而，勝敗早在硝煙未起之時，已經分出。如果說束星北與華崗的“恩怨”是兩種意識行態、兩種價值觀念的交鋒，他和李哲明的衝突與鬥爭，卻有其它一些心理心態方面的原因，至少矛盾的起因緣於個人恩怨。李哲明於動蕩的年代（１９４５年）畢業於北京輔仁大學物理系，１９４６年，年僅二十歲的李哲明被聘為山東大學物理系助教。１９４６年正是全國學運頻發，遊行示威、罷課罷學的運動如潮如涌。血氣方剛的李哲明深為感動，在山東大學的“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九個小時的辯論大會上，他勇敢地站到了學生的一邊，並登台作了極為鼓動人心的演說。在這一次大會上，他出色的口才和堅定的立場受到了學校地下黨的注意。在緊跟其後的由學校自治會組織舉行的“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的示威遊行中，他和大學學生骨幹手挽手地走在隊伍的最前面。示威遊行遭到國民黨當局的鎮壓，二百多名進步學生遭到毒打，四十多人被捕。這次名為“六·二慘案”的示威遊行，轟動了全國。由於成功地配合呼應了中國學運的大潮，這次學運，被譽為反抗國民黨黑暗統治的英勇而悲壯的一役。李哲明在這次運動中，雖沒遭逮捕，也沒有受到皮肉之苦，但是他英勇無畏的精神給進步學生和地下黨留下深刻印象。在以後迫使國民黨當局釋放“六·二慘案”中被捕學生的鬥爭中，他又同進步學生一起，爭得了社會名流和一些群眾的支持，成功地迫使國民黨當局釋放了“六·二慘案”被捕的全部學生。新政權成立后，他理所當然地成為新大學的中堅力量、幹部苗子，受到重點培養。為了彌補新大學教育與師資力量的不足，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自己的教育隊伍，山東大學將一批政治可靠，年輕有為的學生、教師迅速地選拔到教育崗位上來，可是很快發現，匆匆上崗的年輕的教師大多不能勝任他們的職位。大學只好讓大部分年輕教師重新“回爐”。李哲明儘管已有了幾年教齡，仍被下放到這個隊伍里。本來這項師資教育規劃期限定為三年，出於對飛速發展形勢的考慮，山大校委會幾經研究，決定將三年學期壓縮為一年。為了能讓他們儘快地扛起大梁，大學讓最好的教授為他們“掌勺”。“院系調整”后，剛剛從浙大來到山大的束星北便成了李哲明等青年助教“回爐”班的第一任老師。方楫明（南方某大學物理系主任，五十年代初為山東大學物理系助教，束星北的學生）：客觀地說，最初李哲明對束先生還是很尊敬的，因為李哲明的啟蒙老師王普是束先生的好友，兩人一直保持着很深的交往。在做束先生的學生前，李哲明已對束先生耳熟能詳了。我記得李哲明多次給我講束先生，多是在浙江大學時的故事，如數家珍一般。但是束先生對王普的弟子卻一點也不客氣。在我印象里，束先生，對我們“回爐班”的教育還是很賣力的，他雖然不苟言笑，可回答起問題來卻是很有耐心的。以後想起來，我們有一些問題提得是多麼幼稚可笑，儘管如此，他也是不慍不怒，逐一回答。他常說，你們基礎水平低一些，這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用心，只要用心、心無旁騖，就沒有什麼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