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李政道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七日，是我一九四六年去美國后第一次回國，國家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我。周恩來總理希望我能為解決教育人才“斷層”的問題做些工作，如介紹一些海外有才學的人到中國來講學等等。我談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說中國不乏解決“斷層”問題的人才和教師，只是他們沒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師束星北先生。那時我不知道束星北老師在哪裏，在做什麼，我很想能見他一面，可是最終未能如願。一個人的成功有着各種各樣的因素，而這些因素又彼此關聯。對於我一生的物理學研究來說，束先生對我最初的幫助和影響是非常重要的。一九四三年的暑假，我在貴陽參加了全國大學統一招生考試，考上了浙江大學的電機系。在浙大開學前一個月左右，我從貴陽到湄潭，由友人束慰曾介紹，拜訪了他的叔父，浙大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先生。很快，我也認識了另一位浙大物理系的教授王淦昌先生。在抗戰時期，浙大物理系的實驗室，有好幾位教授的辦公室和期刊書籍閱覽室等都設在湄潭的雙修寺。那年八月大部分時間，我常在雙修寺。束老師和王老師都很平易近人，他們談話時，我也常在旁邊聽。當時我僅十六歲，對工科和理科的認識很不清楚，慢慢地和束星北、王淦昌二位物理教授接觸多了，使我逐漸了解了物理學科的意義和重要，對我產生了很強的吸引力。我浙江大學的一年級是在貴州永興上的，離湄潭約三十里。一九四三年當我去永興上學的時候就決定由電機系轉為物理系。因為物理系的學生很少，那一年物理系的課程就並在化工繫上。所以事實上，我在浙大一年級上的是化工系的課，唯一的不同，是每一或兩星期束星北教授就會從湄潭專程到永興來一天，和物理系的同學討論。因為這討論是自由的，不在日常的課程中。每次束老師來永興，我都是唯一的學生，而我們討論的問題也是沒有規定的。在這樣一對一的師生密切教學的關係下，束老師幫助我建立了我對整體物理的認識、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一九四四年暑期，因為我母親從上海移居重慶。我去看她，在回貴州的山路上，我搭的卡車失事，我和車一起翻入山溝。卡車全部翻身，而又壓在我身上。我背部受傷，好幾個月不能行動。這年秋，束老師被聘去了重慶。一九四四年底，日軍經兩廣侵入貴州，人心惶惶，浙大無形停頓。恰好束老師有專車來湄潭接家屬，我亦隨了束老師一起去了重慶。很快地，我就準備轉學。一九四五年去昆明，轉入西南聯大。在重慶和束老師告別時，他送了我一本Jeans寫的《電磁學》名著。是他當年在英國蘇格蘭Eddingburgh大學，隨Darwin教授做研究時用的（束老師的導師Darwin是進化論創立者的孫子）。Jeans的書中有很多劍橋大學會考的考題，不很簡單。我在重慶養病等待轉昆明的時間，就以束老師送我的書為伴，還手寫了一冊《Jeans電磁學習題全解》。到聯大后，托陸祖蔭同學送給物理系同仁們。一九四四年，和束老師分手后，很遺憾就再沒有機會和他相見。一九四六年我到美國后，又完全和束老師失去了聯繫。過了幾十年後，才陸續知道些他的情況。束老師後半生的遭遇，讓我心裏很難過。科學的基礎是人類的創造力，它追求的目標是真理和真理的普遍性。束老師為了追求真理，爭取科學研究和教育年輕人的機會，竟會付出如此大的代價！回憶起當年在湄潭和永興與束老師相處的日子，想起他非凡的科學氣質和為人品格，心裏真有說不出的感覺。我一生最重要的機遇，是在很年輕時能極幸運地遇到三位重要的老師，得到他們的指導和幫助。束星北老師的啟蒙，吳大猷老師的教育及栽培和費米老師的正規專業鍛練都直接地影響和造成我以後的工作和成果。我的一生和他們對我的影響是分不開的，而我最早接受的啟蒙光源就是來自束星北老師。謹以此文向束老師表示深切的懷念和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