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難(1)

我叫阿難。"難"是個多音字，通常發音nan，陽平。外婆選這個字作我的名，取的正是陽平調，可更多的人喜歡用去聲，因為去聲的"難"比陽平調喊起來更加有力。他們叫"阿難"的時候通常是要來吵架告狀的，顯然這樣的叫喚需要具有一定的威懾力。我從沒見過自己的母親，她死於難產，直到死的那刻也沒能產下不足六斤的我。醫生只能開膛破肚地從屍體裏取出**的嬰兒，她在子宮裏的位置正常，姿勢友好，誰都不明白為何這個孩子要死賴在羊水裏兩天兩夜，直至母體精疲力竭。於是，我的出生成了一樁"懸案"，即使在二十多年後再次被提起，負責接產的醫生依然記憶清晰。這場災難使我有了這樣一個名字，外婆幾乎連躊躇都不曾有，便給了我單名"難"。這是一種小而細微的懲罰，我知道。她不能夠惡狠狠地怪責一個剛出生的嬰兒，可她卻能在這個孩子的姓名里留下災難的痕迹，令她一生一世都必須記得"難"字的真正寓意。更重要的是，我的父親姓翟。"翟難"是個顯而易見的壞名字。剛開始學寫字的時候，為了"翟難"這兩個筆畫繁多的名字，我絞盡腦汁，一筆和另一筆之間毫無聯繫的邏輯關係卻令我常常將整個字寫得支離破碎。我不能把名字寫得好看，這使得我在其他漢字的書寫上沿襲了拆字的風格，我不喜歡帶框的練字簿，我的漢字們常常拆卸了手腳東走西逛。或者按照外婆的理解，我是一個"敗家精"，所有的一切只要到我的手裏，就會四分五裂不得好果。像是漢字、自動筆、機械錶，我一定要將它們拆得看不出原貌才甘心。一天，當我將外婆的絞肉機一個部件一個部件卸下來的時候，她終於站在灶間的走廊上當眾給了我一個巴掌。"敗家精"！這是她忍無可忍的表示。一直以來我都在揣測母親的樣貌，外婆的抽屜里有零星的母親相片，它們被插在一本相冊里，那種只在每頁的底板上開幾個小口用來插相片對角的相冊。頁和頁之間是半透明的玻璃紙，翻起來"嘩嘩"很挺括地響。母親的臉在黑白照片里看不出神韻，她只是冷淡淡地坐在公園的一角亭子裏，或是斜靠着一把綠紗紙陽傘，微微地笑，像是含情脈脈地看着鏡頭那邊的父親。這樣的神情，在母親那個年代司空見慣。我也看不出母親的膚色是否光潤潔白，她只有一隻深而嬌媚的酒窩，微微地一笑就能顯現出來。我還能從外婆的臉上揣測母親的模樣，她發起脾氣來眼睛一定也像外婆這樣熠光閃閃。不過，我還是希望她慈祥一些，溫暖一點，靠在她的胸口可以安靜入睡。可我從來不願在自己的臉上尋找她的影子，因為我的膚色黯淡，甚至在上海大爆發甲肝的那年，因為臉色蠟黃，屢次被鄰居齟齬懷疑。而我也沒有那隻深而嬌媚的酒窩，有的只是額頭上那兩個深淺不一的骨坑，一個按照外婆的話是命裏帶來的，另一個則是打架留下的。外婆說，命裏帶來的骨坑，是個坎。有這樣面相的人，命硬。母親死後，外婆將我帶在身邊，我們只有一張床，各睡一邊。外婆的腳底心一直是滾燙的，臘冬里我就將手捂在她的腳踝上，汲取一點熱量。我的父親是個迷信的人，只是我想他不如外婆那樣愛我的母親，所以對於她用生命換回來的孩子，這兩個同樣信"命"的人有了不同的態度。我的奶奶更是個尖刻的小老太，她催促着父親搬離同安里，我知道她將我視作包藏禍心的種子，同安里九號的人都知道。為此，我不喜歡母親，因為她嫁給了這樣的家庭。從能認人起，在我的記憶里父親只是個不苟言笑的高個子，他年裏偶爾回來同安里幾次，買一袋紅潤的蘋果或是一件女童裝。他從不與我親熱，就坐在四方桌的一角遠遠地看我幾眼。每次來他必是要坐足兩個小時的，先和外婆交待一下這一陣自己的工作情況，然後例行公事般地關心一下外婆和我的健康問題，最後無話可說的時候就再看我幾眼，或是拉開四方桌的小木頭抽屜，塞一些整票進去。外婆從來不向父親伸手要錢，在父親例行公事的"關心"后，她就走開去灶間擇菜。十幾年後當我回憶這段情節時，覺得外婆的走開，是有其他意思在裏面的。她留下一點空隙，希望父親能走到天井裏，同那個正在拆卸東西的小姑娘說說話，親親抱抱一下。雖然她也不能保證，這個小姑娘會不會伸着骯髒的長爪子，一個巴掌呼過去。因為對於陌生人，她的態度一貫如此。可每次擇菜回來，父親起身打算離去的時候，外婆只能在四方桌的小木頭抽屜里發現一些鈔票，而在天井裏拆卸東西的小姑娘，卻依舊神情專註。於是她招呼一下，"阿難！跟爸爸說再見！"對於這樣的招呼，我從沒回應過一次。同安里的鄰居們都認得父親，因為他和母親一樣，從小生長在上海西南角的這條細細長長的弄堂里。和城市裏無數條弄堂一樣，同安里瑣碎、嘈雜。弄堂口對着一排小雜貨店，每天早晨裏面做生意的外地小老闆們就會蹲在馬路邊刷牙洗臉，他們吐出的白泡沫水沿着馬路逶迤婉轉。還有賣大餅油條的流動攤販，推着裹了一層黑油的柏油桶，架着鍋若無其事地走過。到了傍晚，雜貨店小老闆們的妻子將一盆盆洗衣水"嘩"地倒在路邊，白泡沫水拖着比早晨更長的尾巴一路向同安里奔來，卻在馬路中央被疾駛而過的車輛攔腰折斷，遺恨萬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