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並未重新開始(3)

這個三個問題牽引着福山的新思路。在談及新的寫作計劃時，他說他要寫一部關於政府治理的作品。在過去的13年中，我們習慣了福山的每一次探索給我們帶來的震驚與引發的爭論，就像《紐約時報》所說，他總是試圖去把握“大理念（bigidea）”。有趣的是，當《經濟觀察報》試圖詢問他為何總是衷情於bigidea時，他靦腆地笑笑而未做回答。《歷史的終結》呈現了福山宏大的敘事能力，它將福山著作的特性發揮到極致：探索一個可能無法解答的問題，從各個角度出擊引經據典；它常常自相矛盾，它的開放系統卻足以刺激人以思考，使人充滿閱讀快感……出版於1995年的《信任》，探討了社會資本，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如何影響了社會的經濟與政治形態。1998年的《大分裂》，回顧了過去40年間西方社會不斷攀升的犯罪率和家庭解體問題，並將我們正在面臨的由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轉型的深刻程度類比作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的過程。而出版於2002年的《後人類的未來：生物技術革命的後果》則將注意力轉向了逐漸浮現的生物技術所引發的社會問題上。政府應該對克隆技術進行更嚴格的限制，因為我們不能任由科學家的好奇心與純實用主義驅動這場變革，它同樣需要新的哲學思想、法律制度與正在轉變的社會思潮發揮作用。而在更深入地理解克隆技術所帶來的社會後果之前，我們必須防止激進的技術變革可能導致的社會震蕩與悲慘未來。福山寫道：“這些技術發展將招致巨大的爭議，因為它們將挑戰我們習慣的平等觀念與道德選擇：它們將給予社會控制公民行為的能力；將改變我們對人格與人性的理解；將顛倒我們目前的社會等級，影響目前對智力、物質與政治進步的評估；同樣也將影響全球的政治結構。”福山甚至暗示，我們的未來可能演變成喬治·歐威爾的“1984”和阿爾多斯·赫胥黎的“勇敢的新世界”的結合體—某些技術改變了人性，最高當局也可能運用技術手段來控制個體。同時，當人類可以隨便改變基因以消除人類弱點時，那些推動人類前行的偉大品質可能也會黯淡下來。當沒有了沮喪、背叛、惡毒，我們還會有歡樂、忠誠與善良嗎？無論他涉及的題材看起來相隔多麼遙遠，但總有一條線索可以將這些主題緊緊相連。福山總是試圖在理解，當我們的社會面臨巨大轉型之時，人類自身的特性將會遭遇哪些改變。在閱讀《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之人》時，人們常常執迷於題目的前半部分，而錯失了福山對於人類本性的暢快分析—即人類生存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獲得認可與榮譽。而現在自由民主社會的一個巨大困境是，人們在其中無法獲得真正的精神滿足感，一個沒有鬥爭的世界使人產生厭倦感。在這本書接近結束的第372頁福山寫道：“人對‘主人與主宰、死亡’的懼怕是一種特別的力量，這種力量使人超越自我，使他們時刻想到自己不是一個孤立的原子，而是擁有共同理想的共同體的成員。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即便是每30年就要打一場短暫但有決定意義的戰爭，或者打一場保衛本國自由和獨立的戰爭，比起一個只有和平的國家來說，也要健康得多，也會更令人滿足。”但是誰又能保證可將一場戰爭控制在短暫的範疇之內呢？福山隨後即寫道，20世紀戰爭的歷史表明，戰爭雖具有樹立人格和建立共同體的積極作用，但這些作用卻早已被戰爭的主要後果—破壞性完全抵消了。而對於一個已經擁有了核武器的世界，一個向戰前的歐洲人一樣厭倦了和平與繁榮的群體，將導致更為恐怖的結果。福山在過去13年中的不懈探索，不斷催促我們重新回到了一個古老的命題：我們最終生活的意義是什麼？和平與繁榮能給我們帶來最終的幸福嗎？依靠科技進步就能滿足我們所有的需求嗎？……福山相信，人類的歷史很可能進入“最後之人”的狀態，這種狀態可能出現在歐洲，卻仍未擴展到世界範圍。而糟糕的是，我們儘管可以相信在一個更長的周期內，我們將通往那哪結果，但卻無法迴避凱恩斯的名言“人都是要死的”。所以，福山在過去13年裏提供的是某種信仰，而非解決之道。而如今，信仰與解決之道都已變得越來越重要了。福山先生看似漏洞百出的理論，已經堅持了13年，它遭遇了嚴重的挑戰，卻並未死亡。民主政體、資本主義與世俗社會仍吸引着一個個發展中國家投身其中，儘管它們都出現了這樣或那樣的技術性問題，但沒有有力的聲音能反對它，也沒有組織與學說提供了新的選擇性。福山為歷史不容置疑地指出了方向：“人類不是會盛開千姿百態美麗花朵的無數蓓蕾，而是奔馳在同一條道路上的一輛輛馬車。”但是，一個疑問仍舊懸挂在天空，就像福山自己寫道的：“即使大多數馬車都到達了同一個城鎮，我們也無法知道車上的人是否會環顧一下新環境—當發現這個環境並不適合他們時，他們會把目光投向一個新的、更遙遠的征途。”我們無法讓自己陷入這樣的冥想中，除非你擁有足夠長的生命，比如1000年左右，可能會看出其中的一些奧妙。目前的問題是，我們都知道哪個城鎮是我們的階段性目標，我們該通過什麼方式來更快地達到。而先到的馬車能強迫走彎路的馬車更快到達嗎？2003年3月，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