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並未重新開始(2)

在最初，它沒有引起多大的反響，即使這份雜誌的主編歐文·哈里斯也說，他對於該文的觀點，也持相當的保留意見。但隨着1989年諸多事件的戲劇性展開，尤其是柏林圍牆的倒塌，這篇文章迅速贏得了爆炸性的聲譽。在西方世界凱歌高奏的1989年，福山的聲音聽起來既賞心悅目，又充滿了先知般的色彩。當然，只有很少的人認真地閱讀了這篇文章和3年後他在此基礎上擴展成的著作《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一人》。福山的理論被簡化成一句時髦用語，流傳於世。在每一次歷史事件發生之後，比如海灣戰爭爆發后，人們都會不無嘲諷的問道：“歷史終結了嗎？”這種疑問在“9·11事件”后獲得了更多的生命力，但他們卻都忘記了福山在最初即以強調的：“我得出的終結觀點，並不是指一個個事件的發生—無論是重大的還是嚴重的事件，而是指歷史，指一種在基於所有人、所有時期的經歷基礎上所理解的一個惟一的、連續的、不斷變化的過程……歷史終結並不是說生老病死這一自然循環會結束，也不是說重大事件不會再發生或者報道重大事件的報紙從此就銷聲匿跡。確切講，它是指構成歷史的最基本的原則和制度可能不再進步了，原因在於所有真正的大問題都已得到了解決。”在持續了半個世紀、遍佈了半個世界的社會主義陣營出現大變局之際，福山先生又重新提及了一個延續了兩個世紀的古老命題：歷史的發展是有方向的嗎？福山指出的方向與150年前馬克思所思考的社會發展進程是截然不同的，但他們都堅信歷史具有其指向性。一個尷尬的現實是，批評者有理由指責馬克思的理論是“歷史決定論”。歷史發展本應具有開放性，但憑藉這一點卻似乎很難駁斥福山的觀點。“歷史終結”充滿了與福山本人的謙虛不相符合的傲慢，它讓很多批評者或明顯、或隱隱地感覺到不適。但是，我們卻很難找到真正的反對論據。“9·11”發生之時，幾乎所有人都將目光投向福山，希望他作出相應的解釋或得出自相矛盾的答案。一家報紙甚至以《福山的終結》作為標題。“這的確是一個嚴峻的挑戰”，福山後來回憶說，當一家飛機撞向五角大樓時，他正在華盛頓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尼采高級國際研究中心的辦公室里。當然，他首先擔心的是在國防部工作的妻子。但在隨後面臨的大量質疑中，他仍相信，這一悲劇可能仍是歷史的后衝力。一小群極端分子並不能代表整個阿拉伯世界，他舉例說，在伊朗革命發生的23年後，大多數伊朗青年卻更渴望現代化，他們更嚮往自由生活。“在更長的歷史範圍內，我可能仍是對的。”但性格溫和的福山先生也承認，“不幸的是，我們卻只能生活在一個相對短的時期內。”因此，三個更為迫在眉睫的問題困擾了福山的思考，“這也是我理論上的弱點”，他誠實地說。比起1989年，雄辯滔滔地論證“歷史的終結”，這些問題已進入更為具體的細節。首先，什麼樣是好的政府治理，如何創建一個良性機構。經濟增長、政治演變與文化改變往往是順序發生的。但福山發現，一個國家發展與否的根本問題，不在於它能否制定出好的經濟政策，而在於當地政府的治理能力。東亞的成功在於新加坡、日本與韓國等國擁有有效的政府與公共服務機構，而拉丁美洲國家雖然得到了華盛頓的傑出經濟學家的幫助，但由於缺乏現代政府機構的支持，而終究在短暫的繁榮之後重陷困境。而令人絕望的非洲不管接受多少援助，仍無法解決根本問題，正在於非洲國家在殖民者撤離后，陷入了權力真空。其次，軍事技術的變化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政治？如果下次發生在倫敦、紐約或者洛杉磯的悲劇是核爆炸，或是生物武器、化學武器，結果將會怎樣？福山理解布殊政府對於伊拉克政策的心理原因，卻仍不能肯定這種反應是否足夠明智。第三點，福山試圖理解，如何重新理解美國在世界體系中的位置，又如何處理美國與它正在分裂的昔日盟友—西歐間的關係？“美國人來自火星，而歐洲人來自水星”，美國政治學者羅伯特·卡甘在最近的《政策評論》上寫道。不要假裝美國與歐洲仍是盟友，冷戰結束后，它們已開始擁有不同的價值取向，對伊問題上的分裂不過是其開始。卡甘借用了福山的概念，他說歐洲已處於歷史的終結，它嚮往和平、穩定的生活狀態，傳統的實力政治形態已讓位於平等協商，超國家組織逐漸取代了獨立國家。但美國卻仍處於歷史的進程之中，它需要運用傳統的權力政治（軍事）去對付伊拉克與基地組織。1989年為西方勝利而歡呼的福山，不無尷尬地發現，並且是在美、歐愈來愈烈的爭吵中發現，西方似乎已不再是一個統一的概念，它分裂成美國與其他歐洲國家。福山不相信大多數流行觀點所認為的美歐分歧主要是由於風格上的不同—美國單邊主義，而歐洲更注重協商機制。實際上，福山舉出了相當多的例證來證明，歐洲往往比美國更為單邊主義，尤其是經濟領域上。他也情不自禁地為布殊政府辯護，布殊政府的作為並不比克林頓政府糟糕。福山相信克林頓對於京都議定書這樣的國際協議的熱心是一種虛偽的表現，因為它很難得到國會的批准。“它們之間存在着更為深刻的分歧。”福山說道，不管來自歐洲與亞洲國家的反戰情緒多麼明顯，他們顯然都未能真正理解美國人的情感，未能感覺到“9·11”給他們帶來的巨大恐懼感。歐洲人不會覺得這是一場捍衛西方文明的戰爭。事實上，他們都在想，這場攻擊只是針對美國。毋庸置疑的一點是，美國與歐洲都是自由民主政體的信仰者，但是這兩者在對民主的看法上卻有本質的分歧。美國人相信，是公眾賦予了民主政權以合法性，而歐洲國家則是相信存在一個高高在上的機構，它將仲裁誰更有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