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誦記(1)

一在小學我是靠說相聲出名的，後來改行朗誦，背的是高士其的詩《時間之歌》。只記得操場塵土飛揚，前有全校同學，後有老師督陣。我站在磚台上，扯起嗓子：時間啊——時間刷地過去了。文化革命好像集體朗誦，由**領讀，排在後面的難免跟走了樣，變成反動口號。再說按中央台的發音，聽起來有問題：好像全國人民一句句糾正他老人家沙啞的湘潭口音。我在學校宣傳隊打雜。幕後比前台有意思，像隱喻。隱喻太狡猾了，看不見摸不着，但掌握最後的解釋權。上山下鄉時，我當上建築工人。工地上幹活，忍不住來一嗓子。晚上，我們幾個同好爬到樓頂，對着星空和高音喇叭，唱的是**詩詞，背的是賀敬之的《雷鋒之歌》：“人應該這樣走，路應該這樣行!”老師傅認為我們有病：“這幫小子，八成找不着老婆，看給急的。”七○年春，我和一凡、康成去頤和園后湖划船。康成站在船頭背詩：“我的一生是輾轉飄零的枯葉，/我的未來是抽不出鋒芒的青稞，/如果命運真是這樣的話，/我情願為野生的荊棘放聲高歌……”這是郭路生的詩。我被其中的迷惘打動了。九年後，我見到郭路生。都說他瘋了，一點兒看不出來。大概惟一的根據是，他往返於家與精神病院之間。朋友在一起，他會突然冒出一句：“我能不能給大家念首詩？”沒人反對，他起身，拉拉褪色的制服，“請提意見。”他用舌頭把活動假牙安頓到位，清清嗓子。念完一首，他謙遜地笑笑，“能不能再念一首？”聲音雖抑揚頓挫，但相當克制，和我們當年的革命讀法不同。所謂革命讀法，就是把殺雞宰羊的聲音與觸電的感覺混在一起。那時代的標準發音，趕上這會兒，准以為神經有毛病。看來郭路生挺正常，是我們和時代瘋了。七九年四月八日，《今天》編輯部舉辦朗誦會，在玉淵潭公園。我們事先向公安局申請，沒答覆，就算是默許了。我和芒克、老鄂去勘測地形。林中空地有個土坡，正是舞台。黃銳把床單畫成抽象幕布，綳在兩樹之間。老鄂忙着接蓄電池、放大器和喇叭，像土法爆破。也確實是爆破，炸開個缺口：四九年來這樣的朗誦會還是頭一回。那天大風。聽眾比預計的少，有四五百人。若從空中看，有三圈不同的顏色：以聽眾為中心，灰藍土綠；然後外國人，花里胡哨；最外圈是警察，刷白。陳凱歌參加朗誦，他當時還是電影學院的學生。那天他念的是郭路生的《相信未來》和我的《回答》，用革命讀法。而雕塑家王克平正好相反，他念芒克的《十月的獻詩》，平平淡淡，好像自言自語。八四年秋天，《星星》詩刊在成都舉辦“星星詩歌節”。我領教了四川人的瘋狂。詩歌節還沒開始，兩千張票一搶而光。開幕那天，有工人糾察隊維持秩序。沒票的照樣破窗而入，秩序大亂。聽眾衝上舞台，要求籤名，鋼筆戳在詩人身上，生疼。我和顧城夫婦躲進更衣室，關燈，縮在桌子下。腳步咚咚，人們衝來涌去。有人推門問，“顧城北島他們呢？”我們一指，“從後門溜了。”當時有個小夥子纏着我。他大連人，辭掉工作流浪，目光中有着道路糾葛在一起的狂亂。他跟了我好幾天，傾訴內心痛苦。我說我理解，但能不能讓我一個人歇會兒？他二話沒說，拔出小刀，戳得手心濺血，轉身就走。那是由於時間差——意識形態解體和商業化浪潮到來前的空白。詩人戴錯了面具：救世主、鬥士、牧師、歌星，撞上因壓力和熱度而變形的鏡子。我們還險些以為那真是自己呢。沒兩天，商業化浪潮一來，捲走面具，打碎鏡子，這誤會再也不會有了。八五年夏天，我頭一回出國。規模最大的荷蘭鹿特丹詩歌節，像某個異教的小小分支，不過絕無我在成都所見的狂熱。聽眾手腳乾淨，沒人帶刀槍，挾詩人以自重。他們花錢買份節目單或詩集，安分守己，必要時鼓鼓掌，絕不會喊出“萬歲”之類的口號。對詩人，則像測謊一樣，先要試音，別想嚇着觀眾。也別想佔領舞台，朗誦時間受到嚴格限制。我估摸必要時乾脆關上喇叭，讓所有歇斯底里傾向的詩人變成啞巴。總之，其運作有着資本主義社會的精確性。詩人多跟社會過不去，又無生存能力，免不了待業受窮有神經病嫌疑，被划入另類。不管怎麼著，朗誦給詩人提供了證明自己不聾不啞、免費旅行和被世界認知的機會。其實這類活動也隨民族性格而異。巴塞隆拿詩歌節就開得不拘小節，熱熱鬧鬧，像個狂歡節，似乎主要是為了頌揚時光美酒愛情。對西班牙人來說，享受生活第一。晚上十一點活動結束，正趕上當地人的晚飯時間。詩人們來了精神，挺胸疊肚，浩浩蕩蕩開到港口。侍者如雲，杯光碟影，有吉普賽人跳舞唱歌。幾杯酒下肚，在現實世界做詩人的晦氣一掃而光。二朗誦有時也得冒點兒風險。九三年春天，我參加英國文化委員會組織的文學之旅，來到貝爾法斯特。那是處於戰爭狀態的城市。北愛爾蘭共和軍(IRA)在爆炸前十分鐘通知當局，以免誤傷自己人。我們下榻的歐洲旅館，進門一律搜查，客人也不例外。(一年後，我從電視看到它被炸成廢墟)。女主人帶我們步行去飯館。路上，她看看錶說，再過幾分鐘，有顆炸彈在附近爆炸。我剛要卧倒，見女主人談笑風生，只好緊緊鞋帶跟上。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