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論韓愈的出仕觀對其影響及其他(4)

這個神話編造得頗有《山海經》、《搜神記》之風，鱷魚竟然會知道他是當今“神聖慈武”天子派來的刺史，而且還怕了他用強弓毒矢殺盡鱷魚的威脅，因此就西遷六十里而避之，實在虛妄之極。宋代名僧契嵩對此嗤笑不已，他在《鐔津文集》中駁斥道：“韓子為鱷魚文與魚，而告之世，謂鱷魚因之而逝，吾以為不然。鱷魚乃昆蟲無知之物者也，豈能辨韓子之文耶，然使韓子有誠必能感動於物以誠即已，何必文乎？文者，聖人所以待人者也，遺蟲魚以文，不亦賤乎？人哉文之，其人猶有所不知，況昆蟲歟。謂鱷魚去之，吾恐其未然。唐書雖稱之，亦史氏之不辨也。”我原本對此頗有興趣，很想再去考證一下古潮州西六十里是否屬於無人區，如果不是的話於此還可以再有一辯，後來一看書才發現早已有人舉證說他根本沒把鱷魚趕走，也就失去了興趣就此罷手。據蔣超柏《南漘楛語》載：“韓愈到潮州，作文驅鱷，西徙六十里，仍復為害。後有刺史以毒法殺之，鱷害乃絕，蓋著之粵中見聞云爾。其人姓名無可考，可惜也。天下事大抵如是，文人最工於弋譽，實惠多隱而弗傳。”這鱷魚“仍復為害”，其實就是壓根沒搬走，最後是被一位不知名的刺史用毒殺絕的，而根本不是被韓愈的一道祝文嚇走的。蔣公指責韓愈的“文人最工於弋譽，實惠多隱而弗傳”，實可為警世之名言，當代的文史學家吳世昌先生亦曾在七十年代末，撰文稱此文為“中國文學史上弄虛作假、欺世盜名的一篇罕見的傑作”。韓愈不但會為保住官職和地位，不惜卑躬屈膝去阿諛權貴，為調離邊苦之地不憚欺世盜名而杜撰離奇“政績”，在自己身居高位后，更是時常禁不住沾沾自喜，流露出一派暴發戶心態。古往今來無數文人墨客都望子成龍，因此留下了不少教子詩詞，韓愈也不例外，他有一首《示兒》詩，也是想用來教育自己兒子的，詩中有：“始我來京師，止攜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問客之所為，峨冠講唐虞。酒食罷無為，棋槊以相娛。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鈞樞”等語，一開首的這兩句，對他的仕途成就的自得之情溢於言表，此後在一番對家中景物的描寫過後，開始用一種似乎無所謂的態度說“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可馬上又開始誇耀自家門上非但往來無白丁，而且還都是“十九持鈞樞”的朝中重臣（唐制：五品以上用銀魚袋，三品以上佩飾金魚袋），這一副暴發戶的做派，即使是對他仰慕之至、推崇他可以為“百世師”的蘇東坡，在讀了他這首《示兒》和《符讀書城南》等詩后也覺得無可辯解，認為其“所示皆利祿事”，同時說“老杜則不然，其《示宗武》……所示皆聖賢事也。””（5），後來的如全祖望等人亦持此見。而這些心態，恰恰都是十分符合他當初應舉求官時，將出仕視為擺脫貧苦生活的途徑，做官能“利乎己也”並可以為他人所“貴之”的觀點的，所以他十分在乎這些，並也是以此來諄諄教誨自己的後代的。韓愈被推崇的另一大原因，是他排斥佛教，繼承儒學道統，領導了儒學復興。同時歷來學界還有一種意見認為，韓愈敢上表直諫迎佛骨，與皇帝針鋒相對，因此獲罪被貶潮州，足可證明其不畏權勢之品格，人品不至於如此不堪。此論固然有其道理，但任何事情都不能單獨割裂出來討論，如果聯繫他上表前後的態度以及當時的背景來看，韓愈此舉依然和他一心向上爬的重權重名思想是一致的，並不能證明他品格之高尚。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憲宗迎佛骨入宮。此事一時間成為長安的頭號大事，朝野上下一片騷動，而韓愈是一向自詡為儒學領袖，以闢佛老、興儒學為己任的，自然不可能保持緘默，於是上《諫佛骨表》。實際上唐代歷朝都有堅定的闢佛者，前後有狄仁傑、傅奕、姚崇、桓彥范、高郢、張鎬等不下數十人，不斷地上表、下令排佛。韓愈所上之表，意見基本與他們相同，其中引起憲宗震怒的是他說凡禮佛之君都“亂亡相繼，運祚不長……事佛漸謹，年代尤促。……事佛求福，乃更得禍”，這個雖與傅奕的《排佛表》內容相彷彿，但論據使用不當而且缺乏說服力，並沒有切中要害，因為他自己也知道梁武帝雖禮佛卻依然在位長達四十八年之久，所以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就此事評論韓愈說“其言多矯激太過”，憲宗因此怒道：“言我奉佛太過，我猶為容之。至謂東漢奉佛之後，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刺也？”遂堅持要殺韓愈（6），後來在裴度等人的周旋下，於當年正月十四日被貶往潮州。韓愈顯露出問題是在他被貶往潮州以後。他走到半路時就做了《宿曾江口示侄孫湘二首》，裏面有“仰視北斗高，不知路所歸”、“嗟我亦拙謀，致身落南蠻。茫然失所詣，無路何能還!”等語，尤其是“嗟我亦拙謀，致身落南蠻”這句，可以說對上《諫佛骨表》及招致的後果的悔恨之意已經溢於言表，同時頻頻表露出急欲回朝的意願。在到了潮州以後，他又立刻上了那道前面提起過的《到潮州謝上表》。如果說此前他為了求官、保官所做的那些阿諛奉承的詩文讓人肉麻的話，那麼這道表章就寫得叫人有些噁心了。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