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返回新生的北平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了。2月1日，人民解放軍舉行入城儀式，浩浩蕩蕩地開進了北平城。在參加入城儀式的黨、政、軍負責人的行列里，吳晗也在其中，他身穿灰色軍大衣，紅光滿面。這時他已是滿四十歲的中年人了，由於多年為革命辛勤地工作，頭上已經添了幾根白髮，頭髮也已開始脫落。但吳晗在人們眼裏顯得更加年輕、更加朝氣蓬勃了。進城之後，吳晗和軍管會的同志一起來到北大的民主廣場上，參加了接管北大的儀式。而後，他又以軍管會副代表的身份，奉命接管清華大學。當清華學生站在大門口迎接軍代表時，他們看到，幾位頭戴八角帽、身穿灰色軍大衣的人走了過來，走在前邊的就是他們親密的老師吳晗。學生們立即歡跳着迎了上去，拉着吳晗的手，高呼：“我們解放了！”“清華大學回到人民的懷抱了！”吳晗的心情異常激動。幾個月前，他在敵人的追捕下，撤離了清華園。今天，他以勝利者的身份回到這塊熟悉的土地上。回到清華以後，吳晗被任命為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職務。在全校師生參加的集會上，吳晗向大家介紹他在解放區的見聞，講述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那時候，他仍然住在舊西院十二號，仍以一個普通教授的面貌出現在教師和學生中。他去看望老朋友、老同事和老學生，還風趣地學着不十分熟悉的湖南腔，向他們暢談，打消了一些人心中的顧慮。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那一天，吳晗以極其興奮的心情參加了開國大典。他滿含熱淚地傾聽着**同志的聲音：“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在這之前，吳晗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當選為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在清華大學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集會上，師生員工興高采烈，連從來不參加政治活動的家屬、孩子都來了。吳晗坐在主席台上，一眼望見終年卧病在床的梁思成夫從林徽音也來參加大會，並且席地而坐。吳晗吃了一驚，擔心她的身體受不了，請他到主席台上來坐。林徽音不肯，她還對吳晗說：“人家革命二三十年，這算什麼？”那一天，陳毅、李秀真、張奚若等同志都來清華參加慶祝會。吳晗作為學校的負責人，邀請陳毅等人在慶祝會上講了話，師生員工報以雷鳴般的掌聲。吳晗看到人們的思想正在起着變化。解放九個月的清華園，“教授、講師、助教、學生、職員、工警、婦女，一切的人們，都在獻身於工作，都熱烈地在學習”。九個月來，一切都在變，新的中國，新的人民。在一列駛往莫斯科的列車上，播音室正播出當日的新聞：“吳晗當選為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本人坐在軟席車廂里。他應蘇聯邀請去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紀念活動。這一消息使他震驚，他不願當官，早就想在新中國成立后，專心從事明史研究；同時，他也覺得副市長的責任太重，自己可能擔當不了。所以，他聽了廣播之後，就立即打電報給周總理，希望不要讓他當副市長，他“要求繼續從事史學研究和教育工作”。回國以後，周恩來總理親自找吳晗談了一整夜。周總理強調，人民政權剛剛建立，在鞏固政權和進行經濟建設方面，還有更多、更困難的工作在等待着我們。周總理的諄諄教導，感動了吳晗，也使吳晗認識到，如果革命者都功成身退，怎能對得起為爭取新中國流血犧牲的千百萬中華優秀兒女呢？怎麼對得起聞一多、李公朴呢？吳晗愉快地擔任了北京市副市長，分管文教工作。吳晗主管北京市文教工作期間，在北京市的大、中、小學校，經常可以見到他的身影。他找校長、教師談話，在課堂上聽課，了解情況，聽取師生的意見。他經過調查，了解到由於學生增加，師資力量大為缺乏，水平參差不齊，他就積極主張在北京成立一所師範學院，也就是今天首都師範大學。至今，吳晗為籌建北京師院的批示手跡尚存。1955年10月正式建成。對在職教師，吳晗主張採取有效辦法，讓他們邊教邊學。他熱情關懷北京教師進修學院的建立和建設。那時中學的物理、化學教師缺得最多。市委副書記劉仁和吳晗商量為理化教師修建了一所房子，作為進修之所。吳晗親自審查設計方案，一些內部裝修設備，都是吳晗親自建議的。1960年，北京市委文教書記的鄧拓等，倡議辦北京電視大學，吳晗親自挂帥，四處奔忙，僅一個月電視大學就開學了，由他兼任校長。座落在北京西郊的北京天文館，也是在吳晗積極倡議和大力支持下建成的。早在1951年，吳晗去民主德國參觀天象館時，就想到北京也應建立天文館，讓孩子們增長天文知識。他對人說：“咱們的青少年必須比過去受的教育好得多，要不，他們將來怎麼建設新中國？”吳晗同教師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不少教師應邀到他家去作客。有一次，他對北京教師進修學院的院長薛承業說：“我想找教師們談談，又怕占他們的時間，我想了個辦法，請老師在下午課後到我家來座談一小時，共進晚餐。我有稿費，你看如何？”這以後，他大約一個月邀請一次，每次六七位，聽取教師們的意見和要求，然後整材料，分送有關方面。當年曾在他家作客的中學教師謝承仁回憶：“這天我們在吳先生家作客，大家都感到很愉快。主人用親自釣的魚招待我們。賓主之間，盡情歡談，毫無拘束。”“吳先生詳細地詢問了我們的教學情況和生活情況，問我們有什麼困難和要求。”“我們都把心裏話掏出來講，彼此都很信賴，使人感到溫暖。”吳晗在和中小學教師談話時，常親切地說：我自己當過小教員，深知做教師的辛苦。他要求教師在艱苦的條件下努力工作；同時，要求有關部門多關心教師、多關心教師的生活。1958年，吳晗親自踏遍西山八大處，為教師尋找合適的地方做休養所。當第一批教師高高興興地在香界寺休養時，吳晗親自前去探望。吳晗關心教師，更關心學生的成長。五十年代初的一天，東城區的一個小學生在景山公園玩“打游擊”，不小心從山上滾了下來，被荊條扎傷，患破傷風死亡。吳晗知道后，要求東城區做好死亡學生的善後工作；同時要區里對今後怎樣避免再發生這類事，提出辦法。區里建議把景山公園山上改種松柏樹。吳晗約園林局的同志商量同意這樣做。如今景山上遍佈松柏，蒼勁繁茂，成為孩子們遊戲的樂園，這是吳晗親自操持的豐碩果實。新中國成立后，適齡兒童的入學率，大大提高。小學和一部分初中辦成了二部制，學生只能半天上課，半天時間呆在家裏。為了給孩子創造較好的校外學習和活動的環境，吳晗親自邀請單位一起研究，分別在基層單位成立校外教育委員會，街道上普遍建立校外兒童活動站。他還倡議在北京景山公園裏成立北京市少年宮。各公園增加少年兒童圖書室和體育活動遊戲場。他又督促各區成立區少年之家。北海公園的少年科技館和少先隊水電站的建成，也都得到吳晗支持。建成以後，吳晗來到那裏，同少先隊員一起乘坐孩子們駕駛的小汽艇，在北海中歡快地遊覽。吳晗對犯罪的青少年，尤為關心。他多次親自調閱青少年犯罪的材料，還多次和公安局、教育局的同志一起研究挽救措施，並在1955年於西郊溫泉開辦了一所工讀學校。吳晗每年都要往這個學校跑幾趟，親自過問學校的教學計劃、勞動安排，以及校長、教員的配備。這所工讀學校辦得很有成績。有一個班初中結業的四十六人中，有四十三人升入普通高中，有些學生還加入共青團，或成為勞動積極分子。這些成績同吳晗付出的心血是分不開的。吳晗為了不脫離實際，還直接擔任學校的職務或兼課。從1958年到1965年，吳晗擔任北京師範學院歷史系名譽教授。他每個學期都要去師範學院講課，或作專題報告。十年動亂之後北京師範學院印刷的《明史講話》是他為歷史系學生講解明史的講稿。吳晗重視中小學教材的編寫工作，經常親自翻閱這些教材，當他發現由於教材重複因而加重了學生的負擔之後，就立即同北京市教材編審處的同志一起研究，改進教材編寫工作。吳晗的副市長工作，的確做得很好。新中國的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陶孟和稱讚吳晗，“有國士之風，可托任大事”。吳晗不僅擔當副市長的重任，還兼職十幾種，如民盟中央委員和北京市主任委員、全國青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務委員和北京市政協副主席、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中國歷史學會第一屆理事會理事、北京市歷史學會會長等等。對所兼的職務，吳晗並非只掛了虛名，許多實際工作，都由他親自去做。他還經常出國訪問。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吳晗充分發揮了他年青時就已嶄露的社會活動才能，成為一位精力充沛的社會活動家。解放戰爭的初期，吳晗在昆明的時候，就和聞一多偷偷訂下了一個秘約：將來一起加入中國**。這是兩位堅強民主戰士的偉大心聲。1948年底，吳晗在解放區正式向黨中央提出入黨申請的要求。新中國成立后，吳晗再次申請加入中國**，並時時刻刻以黨員標準要求自己。1954年他在寫給彭真同志的一封長信里，再一次表達了自己要求入黨的迫切心情，信中寫道：參加了許多工作，也用了心，也用了力。可從來不知道哪些是做對了的，哪些是做錯了的。也沒有人告訴我做對的總結下去，再深入搞。做錯了，為什麼錯，如何改正。因為我不能參加黨，黨對我是客氣的，優容的。我沒有放棄要求參加黨的想法，我想以努力工作來爭取，今年不成，到明年，五年不成，十年，二十年，只要不死，總有一天會達到。目的沒有甚麼，只是要求得到教育，做好工作。…………吳晗作為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對黨以誠相見，把自己的心裏話都對黨講了出來。這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很可貴的。彭真見信后，批給了劉仁、張友漁和薛子正，還指定張友漁“切實設法解決其工作中的問題”。吳晗當了北京市副市長以後，黨中央曾多次指示北京市委要從政治上、工作上多幫助吳晗，也從生活上多加關心他。最初，吳晗仍住在清華園裏。每天他到市政府辦公，中午在機關食堂和張友漁、薛子正兩位副市長一起吃飯。有一天，張友漁、薛子正到市委去開會，沒有回來吃午飯。行政人員見只有吳晗一人吃飯，就減了菜。吳晗本人自然沒有覺得這有什麼不好。薛子正回來知道減菜的事，就找行政人員說，減菜容易讓人產生對待黨內外幹部有區別的想法，以後不要再這樣做。同時，薛子正把這事向市長彭真作了彙報。彭真很重視這件事，特別是聯繫到吳晗曾提出回清華大學專門教書的事，認為這是統戰工作中值得注意的問題，就向**和周恩來作了彙報。幾天之後，在中南海頤年堂的**住處，**約見張友漁、劉仁、吳晗，親切地問吳晗的工作情況，還問他工作上、生活上有什麼困難，鼓勵他大膽工作，安心工作。吳晗表示他一定努力工作，但深恐做不好，不如教書有把握。於是，**又向他們講了沒有革命的知識分子的共同努力，要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是不可能的。他又特彆強調，在工作中，一定要使黨外民主人士有職有權。說到這兒，他問劉仁和張友漁：“你們同吳晗同志的關係是不是這樣？”張友漁說：“我們做得不夠。”吳晗忙說：“我們的關係很好。”那一天，**興緻勃勃地從下午三點鐘講到五點鐘。晚上還留三人一起吃家常飯。吃的攙豆子的江米飯，有三四個菜，都是小盤，辣子很多。在飯桌上，張友漁自責地說：“我和吳晗同志是對門而居，非公事不相往來。”**當即用溫和的語氣反問一句說：“難道統戰工作不是公事嗎？”就在那幾天，周恩來在國務院辦公室召集的小型會議上，講到統戰工作時，也舉了吳晗遇到吃飯減菜的事，對張友漁說：“你再講一講。”張友漁把這事又講了一遍，並做了檢討。然後，周恩來又說，黨外人士有自尊心，常怕被人瞧不起。減少一點菜，好像是小事，實際上，可能對統戰工作產生不利影響。這一點，必須教育行政人員，十分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