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重返古城

清華園舊西院十二號，是一所中式的獨門獨院，院子比較寬敞，面對一片樹林。北房一排正屋三間，東邊一間是卧室，其餘兩間連在一起作為書房和客廳。旁邊還有盥洗室和廚房，院子的西邊有兩間廂房。吳晗回到清華園就住在這裏，在清華的教授住房中，這所房子並不算好，但同吳晗在昆明西倉坡的住房相比，真有天淵之別。吳晗夫婦在1946年8月中旬，回到闊別九年的北平。清華園的校舍由於日本軍隊佔領，已經破壞得不成樣子。經過一番修整，直到這年10月，吳晗才同師生一起返回清華園，住進了舊西院十二號。吳晗非常喜愛這所房子，不只是因為它寬敞，更重要的是這兒成了進步教師和革命青年聚會的地方。正像吳晗後來在文章里所寫的：“儘管外面的天是黑的，這所房子裏卻經常有明朗的笑聲，熱烈的爭論。”民盟、民青的同志，還有地下黨的同志都常到他家聚會。吳晗以學者、教授的身份，掩護這些人的革命行動。清華、燕大、北大的學生也經常來他家。有時晚上來的人多了，沒那麼多椅子，青年們就坐在地板上。屋裏坐不下，就坐在院子裏。大家一起談這談那，十分熱鬧。不過，談得最多的還是當前的形勢。常到吳晗家裏來的，還有清華、燕大團契的青年。團契是基督教會組織的，帶有宗教性質。參加團契的青年，很願同吳晗談政治，常常談到深夜。吳晗不僅是學生的教師，也是青年教員的導師。一批青年研究人員自願結合，組織了一個研究中國社會結構的學習討論會，每周在吳晗家聚會，由一人先發言或讀論文，大家再圍繞這個人提出的問題討論，最後由吳晗和費孝通指點。他們討論過皇權、神權、族權、幫權（指青紅幫之類）。大家談笑風生，各抒己見。老教授也願到清華園舊西院十二號來。那時名教授張奚若住在清華新林院，離吳晗的家比較遠，可是他常到吳晗家來，有時一星期來好幾次。在同國民黨反動派鬥爭最激烈的時候，他來的次數更多，常常談到深夜。張奚若是清華的元老，在老教授和學生中很有威信。後來吳晗回憶他和張奚若的關係說：“在這兩年中，我們交換意見，討論問題，共同戰鬥。有時還商量修改文件。”“通過他的影響，好些老年、中年教授也逐漸和我們接近了，我們的人越來越多了。我的性格容易激動，奚老呢，老成持重，每一個問題都要反覆推敲，我們合作得很好，在大問題上意見總是一致的。”在共同的戰鬥里，吳晗同張奚若結下了深厚的友情。1948年7月的一天，吳晗陪着一位年長而瘦弱的學者在清華園北院向工字廳緩步走去。那位長者邊走邊對吳晗說：“你們是對的，道路走對了。不過，像我這樣的人，還不大習慣，要教育我們，得慢慢來。這樣就跟上你們了”。這位長者就是著名文學家朱自清。他本來不大參加政治活動，但富有正義感。反動派殺了聞一多激起他極大的憤慨，加之吳晗的幫助，他也參加到進步的行列里來了。1948年6年正當北平學生舉行“反對美國扶植日本”大遊行時，國民黨政府為了籠絡教師，破壞學生運動，給教師發了配購證，憑證可以用較低價格買到“美援的麵粉”。吳晗及時團結一些進步教授，發表拒絕美國救濟糧、一致退還配購證的聲明。聲明寫好以後，要徵集簽名，吳晗拿着稿子找朱自清。那時朱自清已得了嚴重的胃病，家裏孩子多，日子過得很困難。但他還是用顫抖的手在聲明上一筆不苟地簽上名字。兩月之後，朱自清去世了。就在逝世的前一天，他還叮囑家裏人不要買美國救擠糧。**表彰他的氣節說：“朱自清的進步同吳晗的幫助是分產不開的”。吳晗一回到北平，就積極投入了北平的民主運動。由於敵人對他加強了注意，地下黨讓他主要從事民盟工作和寫作，少出頭露面演講。但他在可能的情況下，仍然不放棄在講壇上投槍。1946年12月1日，為紀念“一二?一”學生運動一周年，清華大學舉行紀念會，吳晗上台作了《種子撒下去了！》的講演，要求以積極的態度來紀念四烈士，使他們撒下的種子，取得一百倍、一千倍、一萬倍的收穫。1946年年底的一天，吳晗對聞一多的學生史靖說，希望他寫本介紹烈士生平事迹的書，能趕上周年紀念就好了。吳晗滿懷激情地指出：“活着的人把烈士的事業進行到底，也要讓更多的人了解烈士，讓烈士永遠活在人們心裏”！史靖在吳晗的鼓勵和幫助下，在聞一多逝世周年前夕，趕寫出《聞一多的道路》一書。吳晗為它寫了序言。吳晗拿到這本由生活書店出版的《聞一多的道路》時，淚珠撲簌落下來，他連聲說：“一多，一多，你的朋友學生都想念你呀！”。吳晗自己寫了《一多先生周年祭》，在清華大禮堂召開的“一多先生被害周年大會”上，慷慨陳詞，讀了這篇祭文。吳晗在祭文中告慰死者，鼓勵生者說：“這一年，儘管是最黑暗、最殘酷、最痛苦的一年，但是曾經受過你的教育的，曾經聽過你講話的，曾經讀過你的著作的，曾經為你的淚、你的血所感發、所啟示的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不論性別，不論職業都起來說話了，起來行動了，起來鬥爭了。”聞一多被暗殺后的一年，的確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年。這年的12月24日夜晚，駐北平的一夥美軍在東單廣場強姦了北大女學生沈崇。消息傳出來，清華學生會立即召開群眾大會，吳晗抑制不住內心的憤怒，在會上登台演講，痛斥美軍的暴行，大聲疾呼：“中華民族的尊嚴何在！”“中國人民的生命安全何在！”到會的人聽了他的講話更激發了鬥志。12月30日，北平大學生舉行了上萬人的抗議美軍暴行的示威遊行。1947年2、3月間，國民黨政府一夜之間在北平非法逮捕了一千八百多名進步人士。吳晗和各民主黨派一起，出面聯絡朱自清、向達、吳之椿、許德珩、張奚若、錢端升等十三位知名教授，發表《十三教授保障人權宣言》。緊接着，吳晗又和北平市民盟組織發動五所大學教師一百九十二人，簽名發表《響應十三教授保障人權宣言》，抗議國民黨反動派嚴重侵犯人權的罪行。社會上稱這次行動為“新人權運動”。在強大輿論壓力下，國民黨政府被迫釋放了非法逮捕的進步人士。那時候，吳晗已是一位成熟的民主戰士了。還有一件事也能說明吳晗在行動上更成熟了。1947年夏天的一個晚上，兩個北大學生事先和吳晗相約，同他秘密見面。這倆人是北大“孑民”圖書室的負責人。他們得知有個同志從解放區帶來一批書刊，要送給這個圖書室，可不知道這個同志的下落，聽說吳晗知道這件事，他倆就自告奮勇去清華園拜訪吳晗。見面以後，吳晗說：“不知道解放區最近有什麼人前來，也不知道解放區帶來的書刊。”不過，吳晗的談興很濃，向他倆詢問北大師生情況，詢問“孑民”圖書室的籌辦經過。還稱讚蔡孑民（蔡元培）是位傑出的愛國主義教育家。他答應給“孑民”圖書室捐一批書籍。吳晗還向他們談了時局和戰爭的前途，兩人大受鼓舞，精神為之振奮。臨別，吳晗送到門口，關切地囑咐他們：“離開這裏后，要小心，快點走，注意有沒有人在盯梢。”其實，吳晗是知道解放區的來人和所帶的書。但由於他倆直接去找吳晗，違反黨的秘密工作規則，所以吳晗只能說不知道。十五年以後，其中的那個歷史系學生，就是已經成長為中年歷史學家的戴逸，在一次同吳晗的偶然閑談中，談起了這件事。吳晗端詳了好久，認出戴逸就是那時找他的歷史系學生，哈哈大笑起來，用手指着戴逸說：“想不到就是你啊！”“你們兩個冒失鬼，怎麼跑來直接找我要書呢？解放區來的人和帶的書，我是知道的。可是，我當時不能告訴你們呀！我當時是什麼處境，國民黨特務們密切注意着我的行為，你們倆敢從城裏跑來找我要書，真是大膽，冒失！哈哈……”吳晗邊說邊縱情大笑起來。清華園舊西院十二號的房裏，常常傳出打麻將牌的聲音，常去打麻將牌的有王冶秋、馬彥祥等地下黨員。他們明為打牌，實則是在開會，也邊打邊談，商議民主運動的開展。吳晗的教授身份掩護了地下黨的活動。隨着蔣家王朝日益走向崩潰，反動派加緊迫害進步青年和進步人士。同時，隨着人民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解放區也需要大量的知識分子。黨的史學家范文瀾給吳晗寫信要他多多輸送青年去解放區。吳晗就想方設法幫助進步青年學生和進步人士以及黨的地下工作者，到解放區去。他和民盟的陳鼎文，在從解放區來的同志主持下，熱心為去解放區的人籌集路費，準備化裝衣物，聯繫接頭人。有一次深夜，吳晗親自送兩個學生到校內臨時聯絡點接頭。還有一次，三個清華學生在去解放區途中，走到靜海城，被國民黨駐軍扣押。消息傳回校內，吳晗立即發起簽名，呼籲校方營救。由於進步師生的努力，三個學生終於獲釋。1948年4月，文學家李何林從台灣大學逃回北平，也是通過吳晗聯繫，進入了華北解放區。李何林回憶說：“吳晗同志熱情地接待了我，把我介紹給做具體輸送工作的陳鼎文，使我到天津后在一位工人同志護送之下，通過楊柳青車站反動派封鎖線的檢查，平安地到達了華北解放區泊鎮接待站。”有些人去解放區前躲在吳晗家裏，有的躲在吳晗的小姨袁熙之家。袁熙之家在東四十條，院子裏有前後門，吳晗常常通過她把要去解放區的人從前門帶進，經過化裝后，再從後門送走。吳晗的地下活動引起了敵人的注意。1947年8月的一天，吳晗突然被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找去談話。他來到校長辦公室，見文學院的幾位領導也在座。梅貽琦問他同餘心清、王冶秋有什麼關係，接着追問：“王冶秋是**員，你怎麼放他回解放區？”吳晗反問：“誰說的？”梅貽琦答：“國民黨市黨部通知說，余心清供出王治秋是吳晗放走的。”吳晗一聽，心裏有了底。他理直氣壯地說：“那才真怪，天下沒有這個道理！你想想看，余心清先被捕，王冶秋後逃走，余心清已關在牢裏，怎麼知道王冶秋是我放走的呢？再說，王冶秋是**員，我呢，是民主同盟盟員。**員要回解放區，怎麼會要得到我的幫助呢？你說有沒有這個道理？”梅貽琦覺得他說的有道理，就提醒吳晗：“你要當心，千萬別進城，一進去被他們逮住，就沒有救了。在學校里，多少還有個照應。”解放戰爭時期的一段時間，吳晗家房頂支起了天線，原來他有了一架收音機。四十年代的中國，收音機還是種奢侈品。吳晗的經濟不寬裕，怎麼會有收音機了呢？那是1947年初的事。一天下午三點多鐘，在南池子南灣子十三號的住宅里，異常熱鬧。一位英俊的中年人正舉杯祝朋友們保重健康。在餐桌前的三十多人也都舉杯祝他一路平安，祝他早日再回北平。這是一次難忘的告別宴會。1946年底，國民黨政府進攻解放區的軍事布署已經完成，就撕下了“和談”面紗，宣告國共和平談判破裂，軍事調處結束。第二年初，以葉劍英為首的軍調部**代表團被迫撤離北平。**代表團撤離之前，同北平市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無黨派各界民主人士舉行告別宴會。前邊所說的舉杯情景，就是在這個宴會上的一幕。那時候，國民黨特務對葉劍英等**代表團的行跡，總是盯梢跟蹤。為了開好這次宴會，選地點就花了許多時間，最後選中了吳昱恆的家。這兒雖在市中心，但比較僻靜。吳昱恆當時是北平地方法院院長，民盟成員身份也未公開。徐冰問：“你要什麼？”吳晗說：“收音機。”吳晗要收音機是因為當時國民黨**很嚴，軍調部**代表團在時，吳晗可以經常從他們那裏聽到解放區和全國的真實情況。他們走了，怎麼繼續聽到解放區的聲音？吳晗就想到了要收音機。徐冰同意了。就把軍調部**辦事處的那台收音機留了下來。這架收音機起了很大的作用。每天晚上吳晗或袁震就收抄解放區的廣播，然後再傳抄或油印出來，第二天散發到城內外各個聯絡點，讓更多的人了解解放戰爭的真實情況。吳晗是個窮教授，家裏竟有了收音機，自然引人注意。收抄幾天以後，有人對吳晗說，提防着點，有消息說你們收抄解放區廣播，替**宣傳呢！吳晗急忙把收音機轉移到別人家裏，還曾放到北大物理系實驗室里。轉來轉去收抄散發的工作卻一直沒有停止過。吳晗去解放區之前，把收音機轉移到了張奚若家。解放以後，這台收音機輾轉送到革命博物館，作為革命文物保存下來。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