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千九百歲的遍地生祠》(2)

人為地把一個活人偶像化、神聖化，供奉起來，作為崇拜的對象，因而其褒頌之詞當然是無以復加的，比如：“至聖至神，中乾坤而立極：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長明。”由此可見當時風靡全國的建生祠運動，所營造的對魏忠賢的個人崇拜已經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硬要把一個政治小丑打扮成“至聖至神”的模樣，如同乾坤日月一般。令人齒冷的是，參與吹捧的官僚未必不知道魏忠賢原是個吃喝嫖賭無所不為的地痞流氓，傾家蕩產之後自閹入宮，充當一個低賤的“小火者”，憑藉他的陰謀與權術，一步步爬到了宮內太監的頂層。後來記載這段歷史的學者對此無不感慨系之，李遜之針對官僚們阿諛魏忠賢的現象說：“疏語皆揚詡讚歎，幾同勸進，旨亦駢語相答，稱頌唯恐不至。”朱長祚也說：“竊觀一刑餘之人，而天下貢諛獻媚，人心昧理之徒翕然附和而崇敬之，稱其功如周召(周公召公)，頌其德如禹湯(夏禹成湯)，以致遍地立祠，設像而祝厘焉。嗚呼，當此歲浸民匱之日，一祠之費奚若數萬金哉!

飛甍連雲，巍然獨峙於勝境；金碧耀日，儼如天上之王宮。各題其額，則曰：崇德茂勛，普惠報功。兩翼其坊，則曰：三朝捧日，一柱擎於。”

在滾滾熱浪中，魏忠賢個人崇拜愈來愈離譜。不知從那裏冒出一個無聊文人——國子監生陸萬齡，獻媚唯恐落後，居然向皇上提出以魏忠賢配祀孔子，以魏忠賢之父配祀孔子之父，在國子監西側建立魏忠賢生祠。這個最高學府的學生如同痴人說夢般信口胡謅什麼“督廠魏忠賢提不世之貞心，佐一朝之乾斷，披丹開導”云云，還說魏忠賢芟除東林黨猶如孔子之誅少正卯，魏忠賢編《三朝要典》猶如孔子之筆削《春秋》，因此，“其功不在孟子之—下。”離奇荒誕，登峰造極。

一個尊奉孔子為大成至聖先師的讀書人竟然恬不知恥地要讓文盲閹豎配祀孔子，以為魏忠賢的所作所為可以和孔予孟子比肩，簡直是斯文掃地，辱沒先師!居然還博得了一些人的喝采叫好，可見魏忠賢個人崇拜導致道德淪喪到了毫無是非可言的地步。

魏忠賢個人崇拜在短短几年中風靡朝廷上下內外，席捲全國，光憑個人再大的能耐也難成氣候，必定要有制度與權力的保障。有熹宗皇帝、熹宗乳母客氏以及眾大臣由內而外由上而下的密切配合，方能形成一種社會現象。帝制時代，皇帝的權力至高無上，難以制衡。一種難以制衡的權力是危險的，它會導致權力崇拜，並引向迷信的程度。因此在那個時代出現皇帝個人崇拜是不足為奇的。然而魏忠賢是一個目不識丁的刑餘之人，何以能成為個人崇拜的對象?這是值得深長思之的問題。關鍵在於皇帝和它賴以存在的**制度，是熹宗本人把皇帝的權力讓給了他，使他能以皇帝代言人的身份出現於朝廷，手中掌握着生殺予奪的大權。

熹宗朱由校即位時虛度十六歲，在此之前的歲月中父親(光宗朱常洛)沒有受到太子應有的教育，作為太子的長子，熹宗所受的教育更遜一籌。無怪乎明清史專家孟森說：“熹宗為至愚至昧之童蒙。”朱東潤甚至認為熹宗是“文盲兒子”，“一字不識，不知國事”。這種說法未免有點誇張，但點到了要害，熹宗確實是明朝諸帝中最無知無能的一個。從他處理李選侍及移宮事件的一系列言行看來，說他是一個白痴似乎有點冤枉。不過他對於政治不感興趣，倒是不爭的事實。他一向貪玩，最大的愛好就是做木匠泥水匠。要是不當皇帝的話，他肯定能成為一名能工巧匠。問題在於他對於當皇帝，對於日理萬機地處理朝政，絲毫不感興趣。

每當他與親信太監潛心於斧砍刀削之時，非平素親昵近臣不得窺視。魏忠賢每每乘熹宗興緻勃勃埋首於泥木工時，從旁傳奏緊急公文。熹宗一面經營鄙事，一面心不在焉地說：“你們用心去行，我已知道了。”既然皇帝聽任大權旁落而無所顧惜，便為魏忠賢提供了極佳時機，使他以司禮監秉筆太監兼總督東廠太監的身份操縱自如地把持朝政，並且把熹宗服侍得舒服妥帖心滿意足。熹宗因而對他愛護備至信任有加，對他的擅權百般容讓，在詔旨中與魏忠賢平起平坐，動輒稱“朕與廠—臣”如何如何(所謂“廠臣”即總督東廠的魏忠賢)。熹宗對他的褒獎是至高無上的：“爾忠賢之念急公家，勛高磐石......故特舉爾大節，載在汗青，以作楷一時，流芳百世。念爾自佐朕垂衣而治，六載於茲矣。夙興以圖，心力為悴……朕用是耳目四達，政事肇新。皆賴爾任勞任怨於一身，展經展綸於三事，苦心茂績，軼古冠今。”這毫無疑問是內閣輔臣代皇帝擬的諭旨，但畢竟是皇帝意旨的體現，正如朱長祚在引用這段諭旨時所加的按語說：“逆擋之蠱惑聖聰，事事歸功於己，而輔惡之諂媚權閹，言言稱頌其美。”因此楊漣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時指出：朝廷上下只知有魏忠賢不知有皇上，“宮中府中(宮廷和政府)大事小事，無一不是魏忠賢專擅，即章奏之上，反覺皇上為名，忠賢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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