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英雄(5)(圖)
與其把大眾電影說成是反映社會當下情緒，倒不若視之為與自身文化進行開放式對話的其中一環。觀點各異者都加入對話，結果就不會簡化為某種時代精神或民族性格的一個抓拍定格鏡頭。導演、影評人與觀眾——或該說是不同類別的觀眾，一同以本地話交談，熱門的也好，傳統的也好，熟悉的話題都在不同議程下反覆討論。
譬如說，製片人知道港人沉迷麻將與賭馬的性子，在刻意塑造角色及製造搞笑意外場面時便可派上用場。某電影公司最成功且長拍長有的一系列電影，就是以豪賭沙蟹為題材。同理，香港這城市有二萬家食肆，把吃喝視為主要社交娛樂，自然創出一種“飲食電影”。每部影片幾乎都有吃的場面，還有以食物大造文章的一整個次類型（如《雞同鴨講》，1988；《滿漢全席》，1995；《食神》，1996)。飯菜過辣、烏龍菜譜，甚至排便和反胃所引發的聲響，統統都是噱頭。而且，廚房用具也變成慣常的搞笑道具，尤其功夫片中，杯子、茶壺、筷子都一一變成武器。
港片又盡把本土色彩各方面搬上銀幕。建築地盤如巨大蜘蛛網般的竹棚，會用來拍打鬥場面(1989年推出的《賭神》中的竹棚，可與《夢斷城西》的城市編舞相互參照）；康樂街雀鳥市場，會搬演槍戰；攜籠中鳥兒逛街及上茶樓的當地風俗，成為《辣手神探》(1992)開場一幕火併的背景；金魚帶來好運，所以影片里的家居都擺設水族箱。升降機是這個高空發展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關門既可製造幽閉恐怖場面(《七月十四》，1993)，又可成為最後關頭和好如初的契機(《金枝玉葉》，1994)，亦會是情節告一段落的表示(《至尊無上》，1989)。此外，影帶店文化亦製造了好些笑料，《面俾》(1995)的警官便埋怨下屬沒代他交還鐳射影碟，卻拿了回家欣賞，害他繳付過期費用。
時興的物事會成為影片內的象徵符號。80年代末黑幫英雄片當道的年頭，主角都抽萬寶路，以加強反叛不羈的牛仔形象。到90年代中，沙龍成為電影中黑社會青少年所喜歡的牌子，而“古惑仔”系列的主角抽了以後，沙龍更添上守規矩年輕人的色彩。在《金榜題名》(1996)里，主角(張智霖)抽的是純萬寶路，導演像要顯示反叛主角身處80年代尚未出人頭地的日子。
一如所料，香港無處不在的傳呼機及手提電話都成為構思劇情的手段：小女孩偷去母親的手提電話，致電給神經失常亂放炸彈的爸爸(《點指兵兵之青年幹探》，1994）；兩幫敵對黑社會和警隊在酒樓內對峙，有手提電話突地響起，馬上爆發槍戰(《非常偵探》，1994）；未婚媽媽與未來丈夫在餐廳吃飯時，接到鄰桌同性戀友人來電，而當她看見友人在男廁勾搭小夥子時，便去電怒斥(《姊妹情深》，1994)。
導演也利用本土的低下層文化，如俚語、熱門醜聞或災難，以及暢銷連環畫(“古惑仔”系列出處)。粵語長片與壽命短暫的電視節目都成為搞笑取材的對象，而懷舊片則翻拍或翻新舊東西。陳可辛的《新難兄難弟》(1993)就像《回到未來》一樣，把年輕小夥子(梁朝偉)帶回50年代。他遇上父親(梁家輝)，一個窮困但好心的人；父親住的地方看來就像《危樓春曉》(1953)及《可憐天下父母心》(1960)等經典粵片的一樣，不過是較光鮮的版本。如此這般，便馬上營造出懷舊片的氛圍，既是對舊片有情的模仿，同時亦是中西普及文化相融的禮讚(父親年輕時追求富家女，跟她在《TellLauraILoveHer》的樂聲中起舞)。陳可辛的《甜蜜蜜》(1996)勾起對普及文化昔日裏程碑的懷緬，如50年代威廉·荷頓來港拍攝《生死戀》(LoveIsaMany-SplendoredThing)，60及70年代鄧麗君的國語時代曲，80及90年代的麥當勞、自動提款機及移民潮(圖)。至於王家衛在《阿飛正傳》(1990)所勾起的集體回憶，野心更大，或更刻意；片名中的“阿飛”，正是60年代對反叛青年的俗稱。
《甜蜜蜜》：兩名大陸來客站在自動提款機前
《阿飛正傳》也是西片《無因的反叛，RebelWithoutaCause》(1954)的香港中譯片名，那使王家衛卷進本土電影另一個慣性之中，即電影、導演與觀眾之間展開對話。批評是最自然迅速的回敬，像《亞飛與亞基》(1992)便以英文片名《DaysofBeingDumb》給《阿飛正傳》(英文片名為DaysofBeingWild)幽了一默，而王家衛其他電影，更經常給大肆挖苦。還有一出宣傳1998年香港電影金像獎的短片，片中影星劉德華在涼茶鋪向黃秋生抱怨說“一定有問題”，以影射劉從未捧過獎，黃於是給劉遞來一截竹蔗當獎座，劉精神為之一振，還要開腔發表得獎感言。
文化對答亦可以很傷感情，但觀眾卻樂在其中。王晶首次與成龍合作，改編暢銷漫畫炮製了《城市獵人》(1993）；成龍公開不滿影片拍得差，王晶於是以《鼠膽龍威》(1995)回敬，奚落成龍，不僅把他塑造為膽小又酗酒的功夫巨星龍威(張學友)，還要趕盡殺絕其經理人——那演員(曹查理)扮成與成龍經理人陳自強一個模子。美化黑社會的“古惑仔”系列也激起好些回應，“揸Fit人”系列便把古惑仔都變成胡混的小嘍。
然而，香港仍有不少生活面貌，電影中卻難得一見，如不少低下層居民的貧困處境，或每逢周日在卡地亞(Cartier)和香奈兒(Chanel)店門前的遮篷下攤開食物與錄音機，邊聊天邊編織的菲律賓女傭。總的來說，正如當地影評經常指出，港片幾乎全無明顯政治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