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寵兒到青皮：胡郎從此多鬱憤(3)

“我無法預料到未來的情形，我不能肯定，在下一世紀的倒數第三年，會有文學系的新生，走在圖書館書架高聳的長廊；他在20世紀的中國文學這一片黑壓壓的書架前逡巡，他說：我要找一本書，他的作者叫王小波。”艾曉明在紀念王小波的文章中不惜血本地說道。生活告訴我們，當一件事被看得過於玄乎其神的時候，必是應該被仔細審視的時候。當錢理群、溫儒敏、曹文軒、丁東、孔慶東、馬立誠、余傑、尹麗川等新老文化名人，對於胡堅不惜揮灑文人特有的浪漫情懷，激情四射地感嘆天才的橫空出世誰與爭鋒時，我們反倒有必要冷靜下來好好想想。心理學上有一個名詞叫做“集體心理暗示”，即在一群體當中，一個人的情緒往往極易感染整個人群，而最早的感染者無疑成了這種情緒的“禍首”。這樣說倒並非是完全否定了這些名人的意見，而是要指出，任何過於泛濫的讚揚、叫好，都是不理智的，同時也是極其不負責的。在一個人還沒有作出什麼實質性的成果時就把他捧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幾乎是要頂禮膜拜的地步，這不是“虐戀心理”又是什麼呢？事實上，他們的做法不是要捧起一個新的王小波，反而是要把一個新的希望給棒殺在襁褓中了。他們動輒將胡堅與王小波相提並論，或是升華到獨特思想的高度，結果只能使胡堅的眼前被一葉障目了，除了王小波已經別無它物！平心而論，王小波的文字坦然、幽默、羅嗦而有趣，含蓄而銳利，是個優秀作家。但中國優秀作家似乎並不少，才在其上的也有很多，之所以王小波成為一個神話，甚至再度掀出“門下走狗”這一典故，真正的原因僅僅在於，這是一個比以往更容易和更樂於構築神話的時代。於是無論王小波還是胡堅，或者是在媒體的大平底鍋里炒來炒去的少年寫手們，都不過是響應供需原理而批量製造的玩具偶像。尤其是當互聯網興起后，極大地推動了這種供求心理的膨脹。“寵兒”胡堅便是藉著這個時機，在王小波的風頭正旺之時緊緊跟隨其腚后，然後如沐春風地坐上王小波第一門人的交椅。加之由於“用小說上大學”一事在當時的巨大炒作性，雙管齊出，“寵兒”轉眼聲名遠播。返回《憤青時代》的文本本身，只有一篇《寵兒》還算有些自己的特色。胡堅在《寵兒》裏把自己的青春特質發揮得生動有趣，但這種以青春寫青春的路線又能夠貫徹多遠呢？接下來的《楊家將》與《岳飛傳》，其文無論從敘事手法還是精神內核上，無疑都是些原原本本的對王小波的複製，其所謂獨創性實在不值一提。做人、作文都沒有自己的東西，而只是一味模仿，無疑會落得個邯鄲學步的下場。語感是可以傳染的。在習慣了一種敘述、一種演繹方式的同時，自身的敘述與邏輯便極易因傳染而隨之變化，尤其是當面對的是一種極具殺傷力的敘述語言時，初學寫作者往往會輕易的迷失掉自己。不單是胡堅，在急躁地嚷着出名要趁早的年代，絕大多數的少年寫作者都並不具備自己的語言與思維，而又急於求成，於是一味模仿變成了一條終南捷徑。臨摹之作也好，空洞乏味也好，從張悅然的蒼白無力到郭敬明似的拷貝專家，寫作已經失去了創作的可能性，而淪落為一種商業化的批量製造。誠然，這種製造仍然離不開個人的行為，於是人誰的製造技術最好最像模像樣誰就被吹捧為“天才”。在這個“天才”泛濫成災的時代，“天才”的含金量也往往遭到質疑，因而“天才”們便更加急切地製造出印證“天才”的商品。惡性循環由此形成。於是，被呼為“天才”的胡堅很快的就陷沒了。其實，從胡堅的走紅到陷沒，新概念、身體寫作、問題少女、垮掉的一代、八十后、一波一波的炒作熱潮仍然在不斷的掀起，巨大的商業背景使大多數寫作都淪落為“視覺狂歡”，派對中的少男少女們激情澎湃，任由各種思潮不經過濾的在頭腦里跑車，只顧在迷醉中建造自己的“空中樓閣”。胡堅的小說大多都是建立在這樣一種狀態上的，他運用王小波的語境和思想沉積，徹底的玩了把語言遊戲，然後在名人們煞有介事的吹捧或不知就裏的讚揚聲中埋頭竊笑。胡堅從一開始就與炒作有着難解難分的聯繫。如果說這其中也有掙扎搖擺的話，那就是胡堅的雜文集《獨木橋上的報告》。在這些文字中可以看到一些獨立思想的影子，一些知識分子對商業寫作的拒斥姿態。但是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不是這些雜文，而是那些最具小資色彩的文章被冠以“憤青時代”的書名堂而皇之地出版了。作為通俗讀物，《楊家將》、《岳飛傳》還算是成功的，但它們的意義充其量只能是給了憤青一巴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語言上秉承王小波風格的同時，胡堅也並沒有能力擺脫其冗煩而有欠精鍊的缺點，行文推進方法單一，局部好看，整體卻顯凌亂。可以說即使在繼承的基礎上創新甚微，遊戲化的邏輯造成誇張的戲劇衝突，而由於敘述語言的局限性，無法涉及人物細微的內心世界。由語言驅動的文字遊戲，必將減弱，直至微乎其微再到消失。應該說胡堅的知識面還是非常淵博的，其雜文可讀性亦很強。但在小說的創作上，其卻不得不暫時歇下來，因為至少現在看來，他還沒有找到自己的語言，無法真正涉及自己內心的真實，而必須等到能夠表達自我而不是幽默文字堆砌的創作時，才算真正走出了自己劃定的囹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