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所謂“實力派”的幻想和笑話(4)

這也許是一個對“80后”作者來說有些過高的要求，因為許多人開始寫作並不是以藝術為目標，甚至也根本不考慮藝術的問題。這沒有關係，因為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我甚至願意把這看成是天性和命運的結果。畢竟在一個時代中能有幾個奧威爾？能有幾個卡夫卡？能有幾個王小波？他們都是沒有從寫作中獲得多少物質利益，但依舊發出無比響亮的文學聲音的人物。或許在我們年輕的這一群人中，就有一個這樣的人物在悄然成長！當頭一棒:給處心積慮想寫出最好華語小說的蔣峰給簡單的情節以複雜繁瑣的敘述方式，冠庸俗的故事以文學的名義。“如果你不能說服你的讀者，你就先將他繞蒙。”蔣峰儼然得到了說這句話的人的真傳。整部小說保持着一種緊繃得近乎神經質的語言特質。很簡單的一條故事主線被他撕得四分五裂，然後狡猾地將這幾根毛線繞成一個毛球，然後在幾個線頭之間換上不同的身份不同人稱進行多角度的敘述……（上）我一直堅信寫作的最高境界是“歸之樸素”。而文本創作真是要歸之樸素的話，無疑需要文本創作者擯棄所有的浮華與曖昧，擯棄詞藻與筆調的刻意使用，切斷所有的複雜利益的浸染，進入到一種平緩、冷靜的創作狀態。創作者所要做的事情是對將要用來表達其思想的故事進行形象、理性的描述，深入全面的概括。而這種創作，我們可以稱之為“敘述”。這裏的“敘述”，脫離權益，脫離伎倆，脫離一切能對敘述本身造成任何偏差的東西的侵入，乃至掙脫敘述人思想里的偏執所可能造成的框架的束縛。而行使此種敘述的人，我們可以親切地稱之為“敘述者”。當一個平凡的敘述者用理性的思維來操控冷靜的語言的時候，請堅信這種語言裏所展示的意象的真實性。這種真實性或許連敘述者本人都無法察覺，那類似於一種自我解剖，操刀人是敘述者本身，而旁觀解剖過程的最直接者就是閱讀者。閱讀者在目睹解剖過程的同時，對作者思想意識也進行最直觀的記錄。與此同時，讀者通過閱讀，通過對錶象的觀察，進而對敘述者講述的故事內涵發動深入的破解與汲取，最終達到理解故事，理解講故事的人，理解講故事的人所想要在故事這個文本載體裏承載的思想理念、社會評論、哲學感悟，如此等等。敘述一旦開始，不論這個過程如何的艱辛，不論情節或者思想多少次被故事的洪流反覆淹沒，敘述者始終有義務有責任為閱讀者創造一個適合的傾聽環境，運籌帷幄將局勢控制在自己的範圍內，而又給予讀者提供更為豐富的空間去自由發揮和想像。作品不同，敘述者創造出來的場景也會各自不一，也許是草原湖畔，也許是沙漠戈壁，也許是深山幽谷，更或者就是你家客廳可以直接通往的那個陽台。敘述者一如既往地調動着讀者的興趣和意念，維持着文字的走向及閱讀者所能承受的閱讀空間的最大限度。一旦敘述者失去了基本的親切感之後，他對讀者所表現出來的誠意將大大地削弱，讀者與作者之間應該順利發生的神交將難以實現並升華。三國時的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指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於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笙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笙也。”王弼的分析中特地引入了讀者接受的概念，先“尋言以觀象”，而後“尋象以觀意”。這樣漸進的接受遠比一刀切入要來得簡明得多。但是歷史上“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人比比皆是。蔣峰，算是睜着眼睛卻仍然跳進深淵的一個。蔣峰在《維以不永傷》中給讀者創造了這樣一個閱讀環境：黑色的牆壁黑色的方桌黑色的椅子穿着黑色衣服的人被有黑色燈罩的聚光燈落下的強光投影到地上的黑色的影子。這種環境，其實更適合恐怖小說。但是蔣峰沒有，他要講的只是一個《故事會》上面都可以輕易讀到的情節普通的小說。當然，情節普通並不是錯誤。因為這個社會依舊有很多讀者願意沉溺於這種無端的反覆和無聊的敘述當中。現而今真正能夠暢銷的書，一捧到手上就可以嗅到一股根深蒂固的商業氣味來。蔣峰醞釀著自己的故事，興許是發覺如果就這樣將故事不加經營地丟出去，一旦毫無反響，或者只造成“低俗”效果，他的故事就將真的和《故事會》上面的故事一樣，僅供人們在等公車或者上廁所的時候用來消遣。這樣的結果自然是蔣峰所不允許的，他曾經宣稱要寫出“最好的華語小說”，而這個願望的實現肯定需要他的小說得到更多的認可，更多的讚揚。於是蔣峰想了一個自作聰明的辦法：給簡單的情節以複雜繁瑣的敘述，冠庸俗的故事以文學的名義。“如果你不能說服你的讀者，你就先將他繞蒙。”蔣峰儼然得到了說這句話的人的真傳。整部小說保持着一種緊繃得近乎神經質的語言特質。很簡單的一條故事主線被他撕得四分五裂，然後狡猾地將這幾根毛線繞成一個毛球，然後在幾個線頭之間換上不同身份不同人稱進行多角度的敘述（我想這和他的精神支柱福克納有關），並在故事的某個部分把毛球上的一個線頭再撕成三部分，賣弄地告訴讀者：請按照編碼進行閱讀，每一種重新組合的文本都會令你有新的發現和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