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唱就獨唱” 先鋒派作家徐星重出江湖

作家徐星1956年生於北京。1977年，當兵，開始寫作。1981年，複員，半年後到全聚德烤鴨店工作。就是在這半年中，他創作了小說《無主題變奏》。1985年，處女作小說《無主題變奏》由《人民文學》雜誌刊發，被視為中國當代文學由傳統轉入現代的標誌性作品之一。1989年，赴德國西柏林藝術大學講學。

1992年，赴德國海德堡大學讀博士學位，後放棄。1994年回國。1995年，徐星被法國《觀察家》評選為全世界240位傑出小說家之一。

新作《剩下的都屬於你》描寫了兩個“堂.吉訶德”式的中國漂泊者，在世界各地為生計在電影裏跑龍套、賭錢碰運氣輸光了路費、卷進人販子團伙等一系列離奇經歷……

我寫作完全是憑興趣

●我不了解自己，我不知道會在什麼時候發瘋，我寫作完全是憑興趣的，所以，不能用“輪”來說。

新京報：小說《剩下的都屬於你》在《新京報》連載之後，你聽到一些朋友和讀者的反饋嗎？大致是些什麼？

徐星：打電話來要書的很多。說是外面買不到，可又等不及連載完。我問過出版商，估計最近幾天就差不多上架了吧。朋友們的評價很高，說是這麼文學的東西，多年來很難看到，這大概是朋友們捧我的場吧。

新京報：在這之前你有多少年沒有發表小說？

這些年你在做什麼？有沒有寫東西？

徐星：我大概有10多年沒發表過小說，這些年也陸陸續續地寫了一些東西，但我從不會主動去發表東西。人家可以說你愛寫不寫，但我也可以說，你愛出不出，我從來沒把這個太當回事兒。所以，我也從來沒有過要出版的壓力，因為我不靠這個生活，我不是專業作家，要是從作品數量的角度說，我大概連業餘都算不上吧。

新京報：這部小說能不能看成是你的復出，你是不是打算開始新一輪寫作？

徐星：我不敢說，因為在這方面我不了解自己，我不知道會在什麼時候發瘋，我寫作完全是憑興趣的，所以，不能用“輪”來說。

新京報：我聽說《剩下的都屬於你》是你在1980年代的一個中篇擴寫而成的，為什麼要將一部中篇擴寫為長篇，而不是重寫一個新東西？

徐星：不是一個擴充，是一個繼續。1989年寫完第一部分，作為一個中篇它成型了，但我沒寫完，因為它本來的計劃是個長一點兒的故事。

新京報：從我個人的感覺來說，我覺得這部小說跟你以前的作品一脈相承，風格變化不大，我們是不是可以理解為這部新長篇小說，仍然是你以前小說的一個延續？

徐星：這部小說成熟多了，語言表達也聰明多了，幽默也更加深刻了。

新京報：你曾經說過這部小說採取的反諷態度更加犀利，你認為導致這種變化的原因是什麼？

徐星：老了。激憤少了，白眼兒多了，演戲的衝動少了，做挑剔觀眾看戲的享受多了。

我就是要寫不一樣的小說

●我就是要寫不一樣的小說，現在還是這樣，要麼不寫，要麼寫不一樣的小說。我不知道我要寫什麼，但是我知道我決不會寫什麼。

新京報：《無主題變奏》是1981年寫的，在當時的文學語境中可以說是橫空出世，展現了一種新的價值，你想過自己為什麼會寫出這樣的小說嗎？

徐星：我要唱就獨唱，我不喜歡大合唱，別人聽不見我的聲音，我唱它幹嘛？

《無主題變奏》是個很老的小說，今天看起來，從文學因素上說，它欠缺很多。它能影響了一些人，我覺得主要還是因為它顛倒了當時的價值觀念和價值系統。因為我的戀愛毀於當時的價值觀，這可能也算是一點個人原因吧。

《無主題變奏》有點兒不一樣，是因為我就是要寫不一樣的小說，現在還是這樣，要麼不寫，要麼寫不一樣的小說。我不知道我要寫什麼，但是我知道我決不會寫什麼。

新京報：在你的小說中，對傳統價值觀的反叛和顛覆的意識，是不是跟當時大的文化語境有關？

徐星：是。技術可以改變一切，現在人們在生活當中可以選擇的東西多了，所以不像當年那麼軸了。不過現在也有很多值得使勁兒顛覆的價值觀，比如單一的金錢價值觀，上街時我經常看到讓人發笑的廣告“高尚的生活理念，高尚的生活方式”。我沒錢，買不起你的花園別墅，我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就不高尚啦？這些都是資本主義最髒的宣傳被我們學來了。這也是和中國文化傳統中最優良的部分衝突激烈的，可惜這些資本主義的髒東西在中國的代理人很多，市場很大。

先鋒派沉寂各有各的原因

●(先鋒派)沉寂的原因可能不太一樣，我有我的原因。別人有別人的原因，我沒看到沉寂啊，我看到的不僅先鋒派沒沉寂，新的這派那派的不是多了去了！

新京報：《無主題變奏》之後，你也創作過一些小說，你覺得那些作品為什麼被忽略了？你認為那些小說寫得怎麼樣？

徐星：我認為我在1986年到1987年間的《城市的故事》、《飢餓的老鼠》、《無為在歧路》都是很不錯的小說，被忽略的原因可能是因為《無主題變奏》的呼聲太高了，這些就被淹沒了。不過有的時候能零星聽到一些網友網上的議論，談及到我其他的作品比《無主題變奏》成功什麼的，我還是挺高興的。

新京報：在1985年《無主題變奏》發表之後，你成為有廣泛影響力的現代派小說家，是什麼原因讓你的寫作停下來的？或者更準確地說，什麼原因讓你停止發表小說？

徐星：我的寫作沒有壓力，我不靠這個吃飯、買車買房，所以缺少動力不求進取，所以近20年寫得很少。當時的“廣泛影響力”純屬偶然，我沒想過讓它有影響力。

停止發表作品除去寫的東西有點兒不合時宜，還算是純粹的個人原因吧。我也想發表，可是一想到這事兒這麼麻煩，還得投稿什麼的，跟人打交道，又煩。當然，在極窮困的時候，我也賣過小說，比如被盜竊一空，沒錢吃飯可又沒什麼可以賣，我就賣了1989年以前所有小說的版權。

新京報：文學界把你歸入1980年代前期的現代派寫作，看成是後面“先鋒派”

寫作的一個開端，你怎麼看待這個觀點。

徐星：這也不是我的事兒，說真的，我寫我的，你寫你的。你所說的後來的“先鋒派”，我一篇都沒看過。我只寫小說，但我不看小說，要是真有你說的那麼回事，那這不又是一個偶然的個人經驗影響了歷史的例子嗎？

新京報：近些年“先鋒派”和你一樣處於沉寂之中，你認為他們的沉寂和你的沉寂是否有些共同原因？

徐星：沉寂的原因可能不太一樣，我有我的原因，前面說過了。別人有別人的原因，我沒看到沉寂啊，我看到的不僅先鋒派沒沉寂，新的這派那派的不是多了去了！

而且都不用等別人歸類自己先把自己歸了類啦……這不是一派欣欣向榮嗎？

徐星：反諷是弱者唯一的強項

“今日把示君”完全是偶然

新京報：《剩下的都屬於你》應該是你第一部長篇小說吧，這個名字表達了你什麼想法？

徐星：是，這是一個不算太長的長篇小說，你用一天時間准能讀完。小說是流浪漢題材，一般來說，流浪漢的期望值不會很高，流浪漢不會為了高官厚祿流浪，那麼他們得到的也就是“剩下”的吧。

新京報：當年《無主題變奏》發表引起很大的轟動，你認為你的這部小說還會引起反響嗎？

徐星：說實話，這真不是我的事兒。

新京報：這部《剩下的都屬於你》據說你是從1986年開始寫，斷斷續續寫了很多年，為什麼會用這麼長時間來創作這部小說？

徐星：前面說了，我沒有壓力，寫作斷斷續續的完全是因為懶散，所以很慢。這和“十年磨一劍”什麼的，沒有一點兒關係，我沒有那麼強烈的野心。“今日把示君”完全是偶然，因為法語、德語都出了，西班牙、意大利語也很快就會出版，可我用中文寫作，我想像中的最理想的情況是應該先出中文的。好在相隔時間並不長。

反諷是弱者唯一的強項

新京報：你是在一種什麼狀態中完成這部小說的？

徐星：20年中的狀態不是一致的，不過應該說很輕鬆吧。實際上它沒有寫完，什麼時候有個完，我也不知道，出了就出了吧，因為不出可能到我死也寫不完。

新京報：在你的這部小說里反諷仍然是你的話語方式，甚至主人公的身份也還是個流浪者，你認為這部小說跟你以前的作品相比有什麼變化？

徐星：流浪不單單是一種生活方式，精神上的流浪是為了和主流保持距離。你在主流之外，你才能清楚地知道是主流或是濁流，這是在形而上的意義上所說。和我以前小說相比較，可能這個小說更加銳利，更加犀利，反諷是弱者唯一的強項，我是弱者。

新京報：為什麼說自己是個弱者？

徐星：因為無力改變自己，也不想改變自己。

新京報：我是在不斷爆笑的狀態下閱讀你的小說的，我覺得你的小說充分展示了這個世界的荒誕，可讀過之後我也覺得我們這麼荒誕下去出路在哪裏呢？出路就是繼續荒誕嗎？

徐星：我不是歷史學家，也不是社會學家，而且，我也不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所以，我解釋不了荒誕的出路。我只是一個小說寫作者，我只能用小說來表述我對世界的認知，要是你一直在爆笑，說明我表述的荒誕還算挺成功，謝謝你。

“我”就是我的世界觀

新京報：小說里的兩個人物一直窮困潦倒，居無定所，可他們一直很快樂，他們快樂的理由是什麼呢？

徐星：我小說里的主人公生活當中樂趣多多，物慾橫流嘛，**的滿足是快樂的源泉，哪怕只是一個小小的**滿足。比如，我在小說里寫了，躺下來睡覺的時候，總是有一鍾莫名其妙的滿足感，會莫名其妙的傻笑，就是這麼回事兒。當然，小說中表達的荒誕是比較集中和比較極端的，因為它是藝術作品。

新京報：這部小說“我”的世界觀是小說里的世界觀，還是作者的世界觀？兩者之間是什麼關係？

徐星：主人公的世界觀，實際上也就我的世界觀，所以，兩者之間是統一的關係。我和“我”一樣是很容易滿足的人，生活當中的小樂趣，老是給我滿足感。比如，在超市成功的偷一包口香糖；比如，煩悶空虛的時候去和街上賣菜的農婦聊天，故意的為幾根黃瓜討價還價，爭執。

新京報：在快樂之中“我”的朋友，小說的另外一個主人公西庸死了，在快樂中死去，這是不是快樂的代價？

徐星：他有理由快樂地死去，因為他懷着一個美好的夢，在夢徹底破碎以前死去是幸福的，我不能剝奪他的這個權利。這不是代價，死不是為任何什麼付出的代價，因為死不會也不能償還什麼。（術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