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寧新作《聖人》：孔子中的“這一個”

在流行文學和時尚文化大行其道的今天，回溯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源頭濃墨重彩地去寫孔子；而寫孔子又非簡單地去從史料的爬梳剔抉中復現歷史中的原型，而是含帶了今人對古人、凡人對聖人的諸多“重讀”與“解構”，這樣一些不同尋常的因素，使得錢寧的長篇新作《聖人》(作家出版社2004年6月版)，甫一面世便頗引人關注。

歷史是一種敘述，歷史人物其實也是一種敘述。就孔子而言，有孔子經由其弟子編纂的《論語》所自塑的孔子，有司馬遷在《孔子世家》以史為本所描畫的孔子，有歷代儒家先賢出於尊孔崇儒的需要而不斷“神化”的孔子，也有“五四”前後在文化批判和“文學革命”中被“魔化”的孔子。與以上這些孔子既不重複也不相同，錢寧筆下的孔子，是眾多孔子中的“這一個”，那是一個志在報國又無人重用的閑人，又是一個周遊列國、苦尋門路的忙人，更是一個到處碰壁、從不回頭的強人。多面的形象，多重的性格，構成了一個不同尋常又意味深長的錢寧版的孔子。

《聖人》給人印象最為深刻而獨特的，是那種兩條線索平行演進而又交替敘說的故事結構，一條是孔子在魯國得不到魯君的重用后，被迫遊走列國，始終處於顛沛流離狀態的坎坷旅程與艱難行蹤；一條是孔子從出生到成人，由一個生父不明、母親早逝和家境貧寒的苦孩子，經由苦讀書，勤學禮，尤其是經過老子的點化成為講道授徒、眾人敬仰的夫子。兩條敘事線索并行不悖的演進，因其對比鮮明，反差巨大，給人帶來的感受極其悲壯，震撼也極其強烈。

在學禮講道這條線，是仲尼克服家庭出身與社會環境的種種困難，從一名不文的窮小子，一步一步地改變着自己的處境與地位；而每一次改變都使他更堅定着“君子謀道不謀食”的信念；他自己孜孜不倦的研習君子“六藝”，還誨人不倦地教習別人，把做人之道和治國之道，都弄得“條理清楚，絲絲入扣”，甚至在創立儒學新派的同時，帶出了一大批滿腹經綸又壯志凌雲的弟子，一切都在蓄勢待發，只待伯樂識賢和國君重用，以盡情施展報國之才；而在出遊列國這條線，則是孔子與其弟子不堪忍受在魯國受到的視而不見的冷遇，決心另投有作為又有眼光的明主，先生和弟子都躊躅滿志，先是由魯國到衛國，未得衛靈公賞識，又去了匡、蒲、曹，仍未得遇明主，又先後去了宋、鄭、晉、陳、蔡、葉、楚、也是沒有找到可以安身立命之處，最後只好經衛國又怏怏返回魯國。偌大一個華夏神州，竟然放不下一個聖人——孔子。至此，“復禮”之願和報國之志都完全化為了泡影。兩條線索上的故事，把孔子旨在學以致用的博文約禮、“克己復禮”的超然追求和空懷報國之心、相國之才而又報國無路、相國無門的悖論命運與凄涼境遇，都表現得可謂淋漓盡致和無以復加了。

如果說孔子以他自己的遭際，宣告了“大道行於天下”的理想在春秋的破產，也證明了他的“學而優則仕”的路徑不通，從而構成了個人命運的最終悲劇的話，那麼，這個悲劇同時也是時代的。在春秋那樣一個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時代，用人和怎麼用人，治國和如何治國，是國君和重臣說了算的事情，而在那個混亂時世，國君昏庸，重臣專權，沒有人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去禮賢下士、舉賢任能。這種對於個人和對於國家來說，都是憑機會、碰運氣的吏治制度，與孔子那種着眼於宏觀、立足於長遠的儒家思想是何其的格格不入。可以說，春秋之於孔子和孔子之於春秋，雖然同處一世，但因彼此的互不匹配和兩不相宜，相互間的擦肩而過和彼此錯失也就在所難免。《聖人》最後寫到孔子在彌留之際，面對眾多弟子語重心長地感嘆道：“天下無道”，“吾道窮矣”，實際上既對他所面臨的時乖命蹇的尷尬現狀的總結與哀嘆，也是對所面對的“禮崩樂壞”的春秋時代徹底失望的詛咒與批判。

《聖人》一書在對孔子的描寫上有很多可圈可點之處，如寫孔子因疏于軍事戰略研究，使他在一些需要平息戰亂的國家派不上用場，因而為那些國家的國君所輕慢和鄙視，那種讓孔子不時陷入“尷尬”、“難堪”的窘境的描寫，也表現了孔子學說的非實用性和局限性；還有孔子的拜會美名遠播的衛國夫人南子，“本來準備了許多治國的道理，要講給夫人聽，此刻全忘了，一時不知該從何說起。要命的是，他的目光掠過了南子飄逸的秀髮、淡紅的櫻唇和那肌膚細嫩的頸部，幾次滑向那一起一伏的胸部”。“一種久違了的感覺突然襲來”。“這種使他”差點失了自持“的狀態描寫，實際上寫出了特殊景況下的男兒本色，這種細節處理反倒使得“聖人”因流露了常人性情，而具有了些許人性化的光彩。當然，更見光彩的，是作品裏對於孔子那種特殊的認真，異常的執著的個性精神的描寫，如為盡“合葬”之孝，一時找不着父親的墳墓，寧可守着母親的遺體不葬；見人必行揖拜之禮，嚴格恪守禮法規矩，從不敷衍，也從不逾矩；在季府作客，逕直衝到陽虎面前，嚴正指出所奏“八之陣”越禮，以及他周遊列國，到處碰壁，仍不灰心，不懈怠，一如既往地尋求出路，循循善誘地教導弟子等等。這些細節與情節，都生動而形象地寫出了“終身堅持一種信念”的難能可貴，這種可貴，也包括了作品結尾部分寫到孔子對弟子稱自己為“聖人”時所作的糾正，“我最多是一個君子”。這樣的孔子，是自重的，自尊的，也是自持的，自知的。至此，我們不禁肅然起恭起敬起來，因為這是一個從窮小子演進而來的一個大君子，一個從平常人升華而來的大聖人。

聽說《聖人》首版印了2萬冊，而且銷售相當不錯，對這樣的信息我起先滿心狐疑，但認真讀了《聖人》之後，我理解了它的何以引動讀者和意外走俏。這樣一本頗具個性又頗為另類的《聖人》，比其他的孔子傳記著作更為好讀，讀來也倍感親近，多有所獲，這使這本看來並不時尚的作品實際上又包含了某些時尚的因素。（白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