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衝刺

回到北大，已是１９６１年３月初。還有五六個月（不到半年時間），我就要離校了。這時一般人的心理（精神狀態）是早已散了架，叫“魂不守舍”。這裏的“舍”是指校舍。我則不。我要作最後衝刺。否則對不住我自己“留一級”的初衷，變成跟自己開個大玩笑。我照樣跑物理大樓圖書館。“物理學與哲學”永遠是我的主要興趣。此外，我要讀些中外政治哲學經典，包括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黑格爾的國家學說。我的最大收穫是讀到孔子給“政治”下了這樣一個精闢的定義：“政者，正也。”這才是政治的原義，就像燕子口王村長的一身正氣和公道。５月，我認識了物理系的高才生倪友群、陳國維和陳維杭。三人都是摘帽右派學生。他們正在傳閱一本名著：《ＷｈａｔｉｓＬｉｆｅ？》（什麼是生命？）作者是我比較熟悉的量子力學開拓者之一：薛定諤。博學、深思明辨的陳國維把它轉借給了我。（英文版）該書是１９４４年出版的一本小冊子，但充滿了原創性，是一位偉大的量子力學泰斗從一些物理學的基本概念出發去走近生命的本質（包括生命的起源和結構），鼓舞了西方一批年輕的物理學家轉其鋒芒去探索生物學，時間是二戰後。於是便有了分子生物學的誕生和壯大。ＤＮＡ的發現便是它的重大成果，時１９５３年。讀了這本書，更讓我下定決心，把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為工作單位的首選來填寫。因為去那裏工作，是走近生命的起源和結構。當年我對世界（宇宙、地球、生命、國家、人類、人類文明、道德……）的起源很感興趣。最後幾個月，我加倍用功，儘管飢荒並沒有過去。我的定量是每月２８斤。因為沒有肉、油和其他副食品，肚子餓是免不了的。若是每頓有好的副食品，糧食定量只要１８斤，而不是２８斤。當時發生了兩件事，給我留下了難忘印象：數學系有幾個同學把４月份的２８斤定量在２０天內便吃完了，然後躺在床上不起來，因為餓，起不來。學校只好再補給他們幾斤糧。（當時的糧票比黃金還貴重）學校為了防止類似事件發生，特製作了一張就餐卡，每天有９個小方格子。每格代表一兩糧。早中晚三餐分別划２、４、３個格子。不可以把明天的格子在今天劃掉。絕對不允許這樣做！北大得浮腫病的學生不在少數。當時校方領導要求學生少看書，多休息，電影隔天晚上就有。政治氛圍比先前寬鬆許多，這是中國人用飢餓、浮腫換來的一些精神自由。多沉重的代價！但是五年後，文革爆發。肚子剛吃飽，又開始人斗人，把馬克思所說的最起碼的“理性規律”忘得乾乾淨淨。馬克思主義並沒有錯。錯就錯在變了味的、修改了的假冒偽劣“馬克思主義”。４月，燕園柳樹的芽已成規模，有個系號召學生上樹去採集嫩葉芽，為的是充饑。這個舉動被學校辦公室及時禁止了，因為有許多留學生在校讀書，會在國際上產生惡劣影響：北大學生在找樹葉吃！離大飯廳不遠處是留學生食堂。走過那裏，我有好幾次聞到飄來的烤香腸氣味。不用說，駐京外國使館、外國專家和外國留學生的供應是特供。過去供應什麼，現在照供不誤。中國學生飯廳和留學生飯廳形成了天壤之別的對比！中國人怎麼會活到這麼悲慘的一步呢？還是青年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的《德法年鑒》寫下的那句話：“人類要洗清自己的罪過，就只有說出這些罪過的真相。”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