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麼多的絲誰能割斷(2)

就是文學研究會的

“研究”二字，怕也是由

“研究系”的伍這麼多的絲誰能割斷研究二字來的。因為無論如何，文學研究會從創立到後來的發展，都不是個研究會，而是個

“作家協會”。承認文學研究會是在蔣百里的策劃下成立，承認文學研究會與梁啟超、研究系有關係，一點也不妨礙它在中國新文化運動史上的地位和成就。

文學研究會後來的發展，從組成人員上說，是以求學期間沒有出過國的知識分子為主，也有求學期間出過國的，不是去過歐美，而是去過日本。

這就限制了它的思想的發展，也就隱伏下它與留學歐美的知識分子的分歧。

可以說，徐志摩初回國的兩三年間，在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之間徘徊不定，無所適從，不管他意識到意識不到，總會多多少少的感覺到，他和這兩家文學團體都有點兒格格不入。

較為寬容的文學研究會尚且難以融入，更其狹隘的創造社，就更難合作了。

２０年代初，是大批留學歐美的知識分子學成歸來的時際，社會必須給他們提供一個施展才華的舞台，若沒有，他們就得自己動手造一個。

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的自我封閉，給他們留下了一個廣闊的空間。可以說，就是徐志摩不成立這麼個新月社，在中國新文化運動史上，也會成立一個性質類似的文化團體。

新月派有前期後期之分，前期以新月社和新月社俱樂部為標誌，後期則以新月書店和《新月》雜誌為依託。

新月社的成立，一般的說法是１９２３年３月。不會這麼早。這年３月２１日，徐志摩致信成仿吾，曾說

“今識君等，益喜同志有人，敢不竭駑薄相隨，共辟新土”。既視創造社諸人為同志，要團結一致，共創大業，可見這時他還沒有自己組織社團的想法。

■申報上刊登的新月書店開新月社的產生和發展，有個過程，用徐志摩的話說，“最初是‘聚餐會’，從聚餐會產生新月社，又從新月社產生‘七號’的俱樂部”。

這裏的七號不是石虎衚衕七號，而是松樹衚衕七號。先說聚餐會。這是徐申如和銀行家黃子美共同出資，為了在京的親戚朋友可以經常會面而組織的。

肯定有正規的場所，但絕不會是後來的松樹衚衕七號。因為徐志摩在《給新月》文中說：“新月社的俱樂部，多謝黃子美先生的能幹與勞力，居然有了着落。房子不壞，佈置不壞，廚子合式……”可見這個房子是成立新月社俱樂部時找下的。

關於聚餐會，另一說是：“共學社”成員大都是歐美留學生，社址就設在石達子廟的歐美同學會內。

每兩周舉行一次聚餐會。若是這樣，聚餐會的場所就是石達子廟的歐美同學會了。

聚餐會是當年的時尚，上層人士大都組織自己團體的聚餐會。再說新月社。

新月之名，由泰戈爾《新月集》而來，那麼新月社的成立，必在得知泰戈爾將要訪華，且徐志摩接受了翻譯任務之後。

泰戈爾是１９２４年４月來華的，那是一拖再拖之後的結果。事實上，早在１９２３年初，就有了動議。

徐志摩接受翻譯任務后，曾給泰戈爾去過一信，說

“我已答應了講學社，在您逗留期間充任你的旅伴和翻譯”。此信是１９２３年７月２６日寫的。

落款地址是北京松樹衚衕七號松坡圖書館。新月社的成立，肯定在此後而不會在此前。

１９２４年２月１日，徐志摩在硤石致信胡適說：“聽說聚餐會幸虧有你在那裏維持，否則早已嗚呼哀哉了———畢竟是一根‘社會的柱子’！”《胡適的日記》手稿本中１９２４年１月５日條下有記載：“到聚餐會。是日到會的只有陳通伯、張仲述、陳博生、郁達夫、丁巽甫、林語堂。但我們談得很痛快。”１月１９日又有記載：“聚餐會在公園舉行，我們談到四點多鐘。”可知胡適確實

“在那裏維持”。此時仍是

“聚餐會”，還不是新月社。

“去年４月里演的《契臘》要算是我們這一年來惟一的成績……”這是徐志摩在《給新月》中的一句話。

說的是新月社的活動。此信寫於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４日寫。

“這一年來”，當指１９２４年３月到１９２５年３月。《契臘》是泰戈爾寫的一出小劇，多譯作《齊德拉》。

徐志摩記性很好，《齊德拉》是１９２４年５月１２日演出的，排練只能在３月底４月初，至遲不會遲於４月上旬，因為４月１２日泰戈爾抵華時，徐志摩已在上海碼頭迎接了。

這就好說了。２月１日徐志摩在硤石還說是聚餐會。他是回老家過春節的。

２月２６日在老家寫了《一封信———給抱怨生活乾燥的朋友們》，寄給北京的朋友。

３月７日的《晨報副刊》上，已登出他的《泰戈爾來信》，報告泰戈爾來華的伍這麼多的絲誰能割斷準確時間及隨行人員。

可知他是３月初返回北京的。現在可以大致不錯地說，新月社就是徐志摩這次返回北京，在得知泰戈爾來華的準確時間后成立的。

就是１９２４年的３月。可以想見，還是平日聚餐的那伙人，只是正式給了一個名義。

而且這樣的名義，並不需要人人認可。只有這樣，才會是志摩說的，“新月初起時，只是少數人共同的一個想望，那時的新月社也只是個口頭的名稱，與現在松樹衚衕七號那個新月社俱樂部可以說並沒有怎樣密切的血統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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