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避孕與人工流產

說來很可悲，那些以各種神聖的名義，自稱為絕對的道德權威的男子（如果是教皇，那就還要加上絕對正確），卻如此地不了解人民的實際生活——由於他們權勢極大，這點兒小事自然不會讓他們覺得良心不安。他們也不是有意跟人民過不去。世界上各大宗教都以減輕人民的苦難為己任。因此，富於情感的男女才嚮往宗教生活，尤其敬佩那些給人民提供食物、創辦學校、孤兒院和醫院的宗教團體。可惜，宗教一旦和政治高層領導勾結在一起，這些行動本身便摻入了野蠻和麻木不仁——譬如，教會派出的傳教團在美洲成為奴役甚至滅絕“異教的”印第安人的工具。許多事例證明，這些宗教所宣揚的“傳統的性道德”不僅不能促進，反而會阻礙各國和全世界制訂講道德的政策。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由於沒有搞好計劃生育，世界人口每年增長9000萬。倘若繼續以這樣的速率增長，預計在1985年至2000年這15年間，世界人口將增加15億（100年前世界總人口也就這麼多），而到21世紀末，人口將達到100至140億這樣的天文數字——如今，世界上這56億人口已經給地球造成了很大負擔，而那時人口將是現在的兩倍多。人口這種呈指數的增長已經造成森林和耕地的毀壞，使許多物種滅絕，並嚴重污染了地球的空氣和水。人口過剩也是內戰和征服性戰爭的主要起因。在工業發達地區，不算太快的人口增長在高消費的共同作用下，也會危及有限的世界資源。不僅如此，地球上人口過剩最嚴重的地區，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幼兒（也有成年男女）眼睜睜地餓死。飢餓、貧困和疾病最嚴重的地方（譬如，撒哈拉非洲）也是婦女最不易計劃生育的地方。因此，以任何人道的、理性的標準來看，盡一切可能迅速降低出生率，才是當今世界世俗和宗教領袖們的最高道德——如果考慮到那些未實行避孕和人工流產的地區，婦女們被迫生下孩子又根本沒法養活，因此，母嬰死亡率高踞世界之首，世界領袖們就更加責無旁貸。但是，這些位於世界宗教權力之巔的男人，不去努力推廣安全有效的節育手段和性教育，反倒極力反對這些措施，真是令人不可思議。他們中最好的也充其量只是消極地任其自生自滅。譬如，民意測驗顯示，美國87％的天主教徒認為夫妻應該自主選擇是否避孕，83％的人認為教會應該同意使用避孕套，以防止愛滋病的傳播，但是，雷蒙德?博蘭主教在最近召開的全國天主教主教大會上卻硬說，教會反對避孕的立場有《福音書》為據——其實《福音書》裏壓根就沒提這檔子事。有時，他們也老調重彈，譬如美國穆斯林會議的法里德?奴曼（FareedNu-man）就說，“這件事歸上帝管”，因為“如果人口真的多到了地球無法承受的地步，自然秩序當會通過飢荒和疾病之類加以調節”。教皇近年的說法，則是失去控制的人口增長根本不會造成環境問題，說惟一需要注意的是調整“消費，改善財富分配”。其實，這兩種辦法都行得通——事實上，天主教會重要的官方聲明也提到應該更公正地分配財富，而梵蒂岡卻一直沒有重新分配其巨額財富，曾參加過這類基層鬥爭的教士可以作證。但是，教皇的言論卻一直在積極支持許多天主教國家裏反對這樣做的人。儘管人口專家指出降低人口增長（以及人工流產）的惟一途徑是解放婦女，教育婦女，使之在作母親之外還有其他選擇，但是——像教皇這樣有權有勢的宗教領袖卻從未支持過婦女平等。梵蒂岡反倒一如既往地說避孕與女權主義是一條藤上的兩個惡瓜。於是，天主教會與美國組織嚴密的新教原教旨主義團體沆瀣一氣，不僅不遺餘力地阻止計劃生育，而且還不遺餘力地阻撓提高婦女的地位——教皇於1994年就曾宣佈，婦女擔任神職的事連提也不要提。反對女權主義和提倡生育的宗教力量還真發生了不小的作用。1985年，美國政府停止向聯合國人口基金會捐款。該組織為婦女兒童提供保健，並為發展中國家需要幫助的家庭提供人口信息和幫助。里根和布殊政權有計劃地剝奪美國婦女受到憲法保護的人工流產權，同時禁止美國出錢支持提供計劃生育和保健服務的組織。推動這一切的人聽信了教會當局的話，還以為自己在保護生命。但是，就像統治關係的宗教注重的不是現世的生命，而是遙遠的來世的生命一樣，反計劃生育運動的領袖們看重的僅僅是出生以前和死亡以後的生命——他們把生前和死後的生命看得高於一切。譬如，研究表明，美國頑固地反對人工流產的政客大部分也反對控制槍支，他們贊成對康斯托拉斯（Constras）的軍事援助，還贊成削減保健、教育和福利基金（甚至連學校為困難生提供的午餐也要砍掉）——可見，他們對離開娘胎的人的生命有多麼漠視。他們無視現實：他們看不到對大多數婦女來說，人工流產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也看不到以法律禁止人工流產只能使它成為犯罪，卻不能阻止它。即使認為胚胎和卵子精子一樣，只是有可能成為一個有生命的人（我就這麼認為），也不能說人工流產是一件輕而易舉之事。但是，女權主義神學家R.R.盧瑟指出，只有“改善環境，使婦女不再被迫懷孕”，才能真正減少人工流產。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取消了對人工流產的限制，那裏的人工流產率卻不斷下降，因為那裏不僅廣泛推廣了避孕和性教育，而且政府還制訂了養育兒童和提高婦女地位的政策。與之相反，不允許人工流產的國家，包括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國家，人工流產並沒有被阻止——反而成為高生育死亡率的一個主要原因。譬如，哥倫比亞1/4的孕婦通過非法人流終止懷孕，造成該國生育死亡率高達60％。總之，減少人流，有效地控制人口過剩，最迫切的是要制訂政策，使婦女有選擇生育的自由，並擺脫維持男性控制所需要的傳統束縛。然而，這樣的政策恰恰違背了傳統的性別“常規”，這種“常規”根本就是為了男性能控制女性而設計的。1992年，在里約熱內盧召開的世界首腦會議就突出地反映了這一點。世界首腦濟濟一堂，商討如何阻止環境不可逆轉的惡化以及世界上許多地區愈演愈烈的貧困化。由於梵蒂岡從中作梗，一項研究安全避孕方法的提議沒有通過，所有關於計劃生育的提議也沒有得到重視。梵蒂岡之所以能夠阻止人們把人口過剩當作破壞環境的一個主要原因加以認真考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南半球領導人擔心人口問題會分散人們的注意力，掩蓋北半球過度消費和經濟不公正而導致的環境問題。不過，梵蒂岡反計劃生育的行動能夠得逞，是因為它成功地建起了一條統一戰線：與梵蒂岡站在一起強烈反對真正改變婦女的“傳統”角色的不僅有許多天主教國家，還有許多穆斯林國家。也正是這樣一條統一戰線，使得梵蒂岡得以在1994年於開羅召開的聯合國人口與發展大會上與其他勢力聯手打出“道德”的旗號，轉移媒體對全世界由於缺乏保健和計劃生育而遭受苦難的婦女兒童的關注——而且忽視了國際性的人**流所指出的這樣一個事實：我們所遭遇的每一個社會、經濟和生態問題，都與世界上人口呈天文數字的增長有直接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