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德口述》 “一月風暴”以後(2)

市革委會又從中央各部、各學校調進來一百多人，這些人都是中央文革小組支持的造反派頭頭。“五大領袖”除聶元梓任革委會副主任外，蒯大富、譚厚蘭、王大賓、韓愛晶都成為了革委會的常委，中學紅代會的李冬民、第二機床廠的魯文閣、光華木材廠的劉錫昌等也都是常委。其他的造反派都分到各組去了，北京市的權力實際上是中央文革小組一手控制，戚本禹直接抓的。這就是當時的情況，老市委的人和新市委的人統統下放了，進來的一批人成立了“紅色政權”。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０日召開了市革命委員會的成立大會，有十萬人參加。但是，紅是“一片紅”了，可並不是鐵板一塊。造反派頭頭都有自己的野心。由於權力分配的問題，學生造反派分裂為“天派”、“地派”，相互爭鬥。“天派”以聶元梓為首，反對謝富治；“地派”保謝富治。蒯大富、韓愛晶動搖在兩邊。一時間烏煙瘴氣。雖然我已經出來了，但實際上是靠邊站，說話沒有人聽，連住還是住在被關押的地方，我到大會堂開會，後面還有幾個造反派來押送、監視，根本無法工作。這以後的情況比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６７年我們被奪權時更熱鬧了。比較大的事情，包圍中南海、火燒英國代辦處、大型武鬥，接連地發生了。１９６７年７月發生的包圍中南海，我看是中央文革小組直接插手的，戚本禹與操縱市革委會的周景方直接發生聯繫的。包圍中南海是由北京建工學院開始的。１９６６年８月，少奇同志曾在作為他的一個點的建工學院講過“文化大革命”問題，建工學院的學生以此為由頭大造**的反。當時，建工學院的學生已分裂成“老八一”和“新八一”兩派，兩派都要揪斗**，都要**交出所謂“認罪書”。**迫不得已交了由王光美筆錄的檢討后，被操縱的學生造反頭頭非但沒有就此罷休，反而煽起更大的火，串聯各校到中南海西門外召開揪斗**的誓師大會。由此開始，許多造反組織便在中南海西門外“安營紮寨”，包圍中南海，狂呼“**滾出中南海”。由於**不在北京，中南海里造反派也起來配合，不僅批鬥了**，強使低頭彎腰，還抄了**的家。包圍過程中，周總理一直在中南海，也有人勸他離開中南海，周總理說**不在，我不能離開。一直鬧了很長的時間。我去看過兩次，一次是乘着汽車轉了一圈，第二次是去找了建工學院的人，我說：你們這是怎麼回事。火燒英國代辦處，是在８月里的事。鬧得最厲害的是外語學院、外交部的人，加上一些學校。火點着后，我對周景方說：這個要去看一看，想法怎麼樣制止。周景方不去。我又說：你不去不行，你是市革委會的秘書長，我和你一起去。火燒英國代辦處時，在代辦處的外邊由衛戍區的部隊把英國外交人員保護起來了，部隊的戰士圍成了很多層的保護圈。我看到英國的代辦好像很害怕地在地上蹲着。我們去后找那些組織的頭頭。找不到，人們都說不知道。實際上周景方可能知道，他就是不配合。我沒辦法，就回來了。第二天夜裏，周總理召集外語學院兩派開了一夜的會，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參加了，謝富治也參加了，我和丁國鈺去了，坐在後邊聽。周總理、陳伯達、謝富治坐在上邊，周總理批評火燒英國代辦處是錯誤的，要求外語學院的兩派停止這些行為。外語學院鬧得很厲害，兩派在會場上還打架，不同意周總理的意見。陳伯達陰陽怪氣地說：外交部、外交方面的事情是由周總理管的。便沒有說別的，既沒有表示支持周總理，也沒有批評造反派。接着是百貨大樓、西單商場的武鬥，清華、北大的武鬥，民族文化宮等一系列的武鬥。內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這一定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某些人佈置的。我曾問過謝富治怎麼處理？他說這個要請示中央文革小組。謝富治那時根本沒有要去制止的積極態度，也不願多跟我談，任憑連着發生了很多的事情。外交部鬧得很厲害，姚登山奪了外交部的權，他曾是中國駐印度尼西亞的代辦。外交部的會我們不參加，聽說周總理給他們開了一夜的會，姚登山操縱這個人講完那個人講，就是不散會。我聽當時周總理的秘書周家鼎告訴我，周總理的心臟病發作了。周家鼎找姚登山說：如果周總理要發生問題，你負責任。最後，把姚登山監視起來了，姚登山沒有辦法才宣佈散會。姚登山與中央文革小組有一定的關係，過了幾天，他就成了外交部的大紅人物。不過他也曇花一現。最有意思的一個事情說一下。那時我已經出來了，謝富治、王力作為中央代表團帶着北航“紅旗”和其他學生造反派到四川去解決四川問題，以後到武漢。謝和王支持了與武漢群眾組織“百萬雄師”的對立派，把“百萬雄師”稱為保守組織，激化了矛盾。擁護陳再道的“百萬雄師”這一派，包圍了王力，抓了他、打了他，把王力揪走了。中央代表團的人被打傷、被架走了，這可不得了。周總理親自到武漢，找了陳再道談，把王力弄了出來。中央決定北京組織一萬人到西郊的西苑機場歡迎謝富治、王力。這時，我才知道謝富治和王力的去向。因為是臨時通知，到機場的人不足一萬，都是陸陸續續去的。我到時，王力這些人已經下了飛機，好像是用輪椅推着王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