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德口述》 “一月風暴”以後(1)

“文化大革命”愈來愈帶上它的瘋狂性，它要“更加深入”地發展。１９６７年伊始，黨的主要喉舌《人民日報》發出了“１９６７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的號召，要求對黨內的所謂“走資派”展開總攻擊。在上海便發生了“一月風暴”，用張春橋的話來說，“基本問題是把領導權從走資派手裏奪回來”。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一月風暴”之後，北京的新市委也被中央文革小組所支持的造反派於１月１８日奪了權。前面說過，在這之前，華北局內部造了李雪峰的反，他在北京市派工作組的問題也被揪住不放。**叫李雪峰暫時到天津避一下，在天津指導天津、北京的工作。李雪峰讓我暫時主持北京市的日常工作。我提出幹不了，李雪峰就讓從河南調到華北局工作的劉建勛幫助我，劉建勛實際是常務書記。造反派奪權后，成立了奪權委員會。對此，中央並沒有正式表態。但我給周總理打電話已不接，或者周總理對這時候的事態一時也無能為力？我和高揚文、丁國鈺等幾位書記被造反派定為走資派，和市委常委們一起被關押、批鬥了四個多月。造反派開始把我們關在虎坊橋北京市工人俱樂部里，一天只給吃一頓飯，後來把我們分散到各個工廠。其間，中央文革小組把我要出來，要我與造反派商量共同奪權，組織北京公社，召集各造反派頭頭開會。造反派的頭頭們說我已被奪權，沒有資格談此事，把我轟下台來。我到人民大會堂找到周總理，周總理帶我到中央文革小組那裏和他一起接見學生、工人造反派的頭１９６７年１月３日，上海《文匯報》造反派開會慶祝奪權成功。這些人問：吳德是個什麼人，有沒有問題？周總理就說：他來北京不久，執行了“資反路線”，執行“資反路線”錯誤也有輕有重嘛！但**說：吳德這個人不認識，有錯誤可以批判。這樣，我又回到了被關押的地方。這期間，我們經常被揪斗，高揚文挨斗最多。他原在冶金部工作，主要是冶金部的人斗他。鬥爭我的人主要是吉林來的人。看管我的人是北京市第一機床廠的工人，他們對我不錯。有一天早晨５點多鐘，吉林來的造反派跳牆進來揪我，被一機床廠的工人看到了，雙方差點打起來。一機床廠的工人們說：我們也是造反派，沒有中央和中央文革的信不能揪走，他欠北京的債我們還沒有算清。要動手你們不行，我們一個電話就可以調來一兩萬人。這樣，才把吉林來的造反派擋走了。這樣的情況多次發生，看管我的工人讓我自己找個地方躲起來。我想來想去，想到我還兼任北京衛戍區的政委，就找到了定阜大街衛戍區機關。劉紹文政委讓我住下來了。衛戍區機關的駐地是清王朝的慶王府，劉紹文安排我住在王府綉樓里。傅崇碧同志知道后報告了中央文革小組，中央文革小組指示不准我在軍隊避風，我只好又回到被關押的地方。新市委被中央文革小組支持的造反派奪權后，１月份，中央決定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謝富治任組長，鄭維山、傅崇碧、劉建勛等人都是“革籌”小組成員。我們那時還被關着，我們是怎麼知道的呢？劉建勛那時雖然被關着，但他是“革籌”小組的成員，他有進出的自由，我們就從他那裏聽到了一些情況。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０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主任委員是謝富治，副主任委員有我、鄭維山、傅崇碧和聶元梓。成立之前，劉建勛告訴我先曾開過工代會、農代會和紅代會。謝富治到關押我的地方對我說：**認為北京市奪兩次權影響不好，中央叫你們出來工作。我說我們出去也不好工作了。謝富治說：你、劉建勛、高揚文幾個人出來先亮亮相。那時的所謂亮相，就是要我們再檢討。於是，我們三個人在千人的會、萬人的會上檢討了個把月，牽來牽去檢討了十幾次。最後一次是在東郊體育館召開的市機關造反派代表萬人大會上，我們三個人又進行了輪番檢討。大概是謝富治和造反派已經說好了，允許我們出來工作，聶元梓就在大會上代表造反派講話，說我們的檢討基本上可以了，但還不夠，以後要繼續檢查。聶元梓給我們拖了個尾巴。我們的“亮相”告一段落。事實上，這是**說要讓我們出來工作，他們不得不讓我們出來工作。但是他們總要抓個辮子在手裏，留個尾巴不放。那時，我的心情十分矛盾，不太想出來工作。我考慮過干不幹。干吧，我是被造反派視為有所改悔的走資派被結合進來的，說話沒人聽，挂名而已；不幹吧，又是**說的、中央決定的，個人應服從組織。衡量再三，我最後還是當了北京市的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參加了黨的核心小組。北京市黨的工作由核心小組負責，核心小組的成員也是革委會的這些人，組長是謝富治。北京市革委會剛成立，劉建勛開始還參加了幾次會議，以後就不參加了，不久就調回河南去了。早些，中央文革小組決定把原市委各部、各辦的人全部下放到工廠、農村勞動。我出來后第一次到市委機關，一個人也沒有，我還想市委怎麼都空了呢？新進來的人大都是王、關、戚支持的學部的那一派，約有二十多人。哲學所的造反派頭頭周景方擔任了市革委會的秘書長，楊遠擔任了辦事組的組長。辦事組等於市委的辦公廳，一切機要都由楊遠控制。當時，各部、口都取消了，新成立的各組都被學部來的人把持。《北京日報》在新市委時就已經停刊了，造反派反對我們從河北調來的翟向東、山西調來的吳象、天津調來的林青，林青後來自殺了。造反派一鬧，就出不了報紙了，我打電話向陳伯達請示如何處理。陳伯達說：北京市這麼多報紙，《北京日報》可以停刊。這樣《北京日報》就停刊了。革委會成立后，《北京日報》恢復出版，學部派來的屠武生控制了《北京日報》。實際上，真正控制的是吳傳啟，吳傳啟背後操縱屠武生，所有的社論、消息都要經過吳傳啟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