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星堆與中華文明(1)

（一）三星堆的文化傳播路徑歷史上從三星堆到中原一直存在着交往的可能通道：一條是走漢中，一條是走湖北神農架[1]，還有一條是順長江而下然後登岸輾轉北上。另外，還有一條道路，可以經青海轉往北方。原始式樣的獨木船形墓之所以在青海也有發現，是否在幾千年後暴露了當初三星堆人曾經北上的試探？實際上三星堆人到達青海可能還有其他特定的任務，比如淘金。我們還忘記了一條重要的道路，這是一條海路，沿中國南部海岸線一直東行而後北上到達膠東半島一帶。青海是北方地區，為什麼會出現三星堆人呢？我們可以考察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銅、黃玉和玉料的來源而獲得答案。三星堆周圍沒有金礦，在附近的河流中也沒有發現金砂。因此，金砂應該從別的地方開採運回並進行冶鍊。在成都平原周邊有三個產金地區，一是位於四川西部雅礱江和安寧河之間的麗水，二是雲南金寶山和三面山一帶[1]，三就是西藏地區。青海之所以能看到相當多數量的懸棺，可能就是因為青海東南地區有金礦。而金在閃族人（古埃及也一樣）那裏是如此重要的一種裝飾物品，以至於產量需求之大足以讓大批人前往青海並永遠留在那裏。這裏的金子不僅中國人可以使用，還可以沿着絲綢海路返回到中東。從埃及、埃塞俄比亞、巴比倫以及以色列人的古代金飾的成分中或許可以找到答案，從而也可以確定這條絲綢之路的形成時間以及古蜀文明的建立時間。補充一條信息，河南嵩縣的"高都川"是中國古代著名的產金地，最著名的典故是漢代張良在此採金，並留下了大量廢棄採金洞，我婆家後山上就有一些古代採金洞，這些洞"深不可測"。那麼這裏是不是商、周時代（包括三星堆人）採金的場所呢？需要說明的是嵩縣今天金的年產可高達10萬兩，是"全國產金八強縣"之一。筆者認為，楚國可能是當時南北文化的交會點，因為楚可以東探蜀國，北接中原，事實上古蜀國的最後一個朝代"開明"的君主就是從荊地而去的鱉靈。湖南境內的長沙郡與黔中郡應該受到重點排查，因為這裏距離南絲綢之路的終點（番禺）很近。絲綢之路在這裏伸展出一段一定有其重要的政治或經濟背景。其實由此看來，楚文化完全可以"自生"！其根源就自"南海"（廣州）來，不用從三星堆拿來。與此印證的是，湖北隨州出土的著名的尊盤與河南出土的另一件工藝品，常常當做中國運用失蠟法製作的工藝難度極大的複雜器皿範例。而隨州就是楚文化的代表。馬王堆的出土文物就是楚文化發達的一個很好例證。失蠟法工藝在中國失傳了。它失傳的時間是在春秋戰國時嗎？很重要的一個線索是，非洲人今天還在繼續運用。我在2003年鳳凰電視台與CCTV組織的《走進非洲》系列節目中親眼看到了這一工藝在非洲的使用過程。（二）三星堆與商朝文化我們先按照傳統中華文明的解讀方法來推想，即中原文明一直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和政治中心，長江流域在中華文明史上並不重要。這才是一個真正的"歷史假設"呢，並且中國人已接受了2000多年。作為一個文化中心地帶，作為當時中原文明代表的商朝（中心在河南省）肯定會吸引周邊一定的人群，或出於經濟或出於文化的要求而與外界進行交流。假如是兩個相對成形的國家，比如南北各有國家雛形，則這個交往的規模就更大，也會更頻繁。假如閃族人真是在大約4000年前來到中國的話，那麼他們帶着遠遠高於當時中國南方的發達文明，完全有可能影響了整個長江流域的文化發展，與中原之間有交往也順理成章。幾十年前，郭沫若看完三星堆出土的玉器圖片后就寫信說到："你們在漢州發現的器物，如玉璧等均與華北、華中者相似。這就是古代西蜀曾與華北、華中有過文化接觸的證明。蜀這一名稱曾先發現於商代的甲骨文。當周人克商時，蜀人曾經前往相助。"當時由於考古發現的局限，郭沫若不可能像今天這樣認識到如此多的可能性。三星堆出土的器物儘管與殷商時期的黃河文明器物有着明顯的區別，屬於不同的文化體系，但是，在許多地方可以看出是有交流的，尤其在紋飾方面等更可看出一些端倪。甚至在今年陝西出土的青銅器上，也看出了它們之間的緊密聯繫（那個青銅器上"回紋"其實在埃及象形文字中是有特定含義的，所以南北才會如此漸漸流行）。筆者認為，商朝時期南北雙方確實在青銅器方面進行過相當充分的交流，但互不干涉內政，所以"鼎"、"杖"各隨其政。到後來，鼎文化得到充分發展，以壓倒性優勢消滅了"金杖"文化。還有一種可能是，最初的中東閃族人居住在長江流域，帶着他們新鮮的閃族故鄉痕迹；隨着他們逐漸北遷，時間久長，就漸漸脫離了中東母體，發展出了自己的鼎文化，並因為一些特殊的政治事件而徹底忘記了金杖祖先。不僅埃塞俄比亞古代有銅鼎，而且蜀國也有銅鼎，楚國的鼎就更多了。但南方鼎的外形確實與我們經常在中原看到的稍有不同。儘管它的外表有些圓，但依然不能否認這確實是鼎。古蜀既有金杖也有鼎，而中原卻只有堅定壯實的方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