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包裝下的貧困個體（下）

話劇《天下第一樓》中常貴有句話叫做：國家越是不行，人們越是喜歡吃。我則想說的是：人的創造力越是不行，便越是喜歡談文化。所以從世界範圍內而言，“文化尋根熱”只不過是當代人喪失文化創造力的一種顯示。當然這句話不能亂套，當拉丁美洲近一百年的歷史便是被神秘的命運支配的歷史的時候，表現現實便成了表現文化，所以在《百年孤獨》中，現實與歷史是一致的。這與西方人在摩天大樓上想返樸歸真不可同日而語，更與五四以後中國奇特的現代性景觀有所區別。賈平凹的地域性文化小說和散文所處的位置是：在縱向上，20世紀的中國人經歷過以西學為參照的新文化運動、“文革”的文化虛無主義、80年代初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復歸、文化尋根以及由此產生的對現代化的質疑這樣四個階段，賈平凹所處的創作立場，不可能不與這段歷史有內在聯繫。這種聯繫，使得賈平凹的懷疑性，更多的是指向西化、現代化、文明，而較少對自身所處的文化本位立場持批判的態度──這個局限，是使得我對賈平凹的“獨立世界”打上折扣的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影響賈平凹的作品成之為經典的最主要的原因。另一方面，由於賈平凹的創作並未經歷“西化”──“文化本位”這樣的徘徊形態，賈平凹的創作也並未在“文化尋根熱”前後放棄他的文化性立場，改變他的小說和散文的寫作形態，這就使得我們不僅不能簡單地將賈平凹放入“尋根”作家之列，而且也不能將其文化立場，放在現代化之途的後期選擇上，從而降低了賈平凹始終一貫的文化立場之品味。這樣，賈平凹堅持“文化本位”的韌性和不屈不撓性，與賈平凹對自己的立場缺乏自我反思性，就通過褒義的“獨立”統一起來了。這種統一，自然將賈平凹身上隱含的“個體貧困”性問題遮蔽了。如此一來，儘管我們不時可以看見賈平凹對他的這片土地在改革中的陣痛充滿困惑與茫然，但是當作者總是喜歡給他的《浮躁》《黑氏》《人極》等作品設計一條脫貧之路時，作者對這片土地的文化性之愛已經溢於言表。有了這顆與理性、反思不沾邊的眷念、沉湎，我們才能讀到柔情似水的“小水”、靈細撓人的“米脂婆姨”、憨厚愚木的“王滿堂”，也才能讀到“地也無名，人也無姓”的山野（《商州又錄》）、“生也沒高興的，死也沒苦痛的”的山野人生觀（《妊娠》），乃至讀到“清茶淡酒，飲而醉之”的“靜虛村”，明明打傷了一隻狐狸，但最後“什麼也沒有得到”的神秘的“大窪地一夜”……以至使你不得不產生想進入他的《野籟》之世界、與那“打一個口哨令人麻酥酥的極俊俏的女子”會一會的衝動。這至少說明，賈平凹以審美的渾然體驗擁抱這片土地所產生的藝術效果，已經成功地阻止我們進一步探尋賈平凹的“獨立世界”的意蘊之可能。當賈平凹將讀者通通變為進入“靜虛村”並且喝了一壺淡酒的作者時，賈平凹自己倒成為在旁拍手取樂的孩童了。這樣，儘管作者在創作時盡量避免明顯的價值判斷，但是當他寫到《廢都》並用“廢都”命名他的小說時，當他忍不住借“奶牛”發表他對城市為代表的文明之看法時（他實在無法用藝術語言表明這種看法），賈平凹的審美取向已不言而喻：只有未被污染的原生性的民間文化，或者用原生性的民間文化的眼光過濾已被文明侵染過的土地，才是賈平凹心靈上的真正依託。但由於以民間文化為價值取向的作家不限於賈平凹一個人，如汪曾祺，如張煒，等等，所以，這就將賈平凹的“獨立性”逼至評論界所稱謂的“秦漢文化”之上──賈平凹的“獨立世界”，最後就成為一個“地域文化”的化身。於是，當作家的獨立性，最後被等同於佔據一個他人沒有佔據的“地盤”時，賈平凹的“獨立”便只有個性、才華、身份之含義，而沒有思想、見地、靈魂之含義；賈平凹就只能“發現”一種文化，而不能“創造”一種文化。言下之意，“地域文化”對於一個作家來說，不僅是不穩定的，而且也是表面化的。因此他就像“個性”一樣，無以支撐一個人的“獨立世界”，並由此給賈平凹作品的審美內涵，打上一個很大的問號。就“不穩定”和“表面化”來說，“發現”意義上的“地域文化”可以讓此作家發現，也可以讓彼作家發現，剩下的只是表現方式、表現能力的差異──諸如像陸文夫和范小青那樣的對“蘇州文化”表現的差異。因此，由風俗人情、生命狀貌所構成的“地域文化”，總是與發現者存在着“間距”。這個“間距”，使得發現者和表現者即便在表現自己對“對象”的感受和理解時，也只能用“對象”本身所蘊含的精神內涵來闡釋，以便達到水乳交融的藝術效果。尤其是：當儒道釋思想已經與中國各個地域文化滲透、積澱而成為歷史的時候，沉湎、衷情於“地域文化”，便也只能是以儒道釋思想來闡釋這些地域文化。對賈平凹所表現的“秦漢文化”來說，那就是以道家和禪宗的思想來理解和貫穿。這樣一來，賈平凹避免了以既定的西方思想作為參照進行文化性批判的窠臼，但是又蹈入了以同樣既定的傳統思想來理解他筆下的世界的窠臼。結果，當賈平凹不可能產生魯迅那樣的“阿Q”現象創造時，他筆下的人物，無論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就只能呈現為一種類型化的、宿命性的、渾然的生存狀態。因此，當《浮躁》中的金狗離開小水，先後與英英、石華本能性的、發泄似的**往，又回到小水身邊的時候，便與《天狗》中的“天狗”在**與道德之間的掙扎，與《黑氏》中的“黑氏”在**、愛情、道德之間的求生，甚至與《大窪地的一夜》中獵物狐狸神秘的消失──呈現為一種文化觀念觀照下的現實。而這種現實，又與作家道家和禪宗超然性的、認同性的表現態度不能分開。因為只有如此的表現，他筆下的人物才能呈現出“文化性”含義──以“味”取勝，而不是以心靈的啟迪、震撼取勝。如此一來，賈平凹的全部功力，便體現在如何使他手下的這道菜“色、香、味”俱全上，而不可能用自己的思想和靈魂穿透這片神秘的、沉重的土地，建立一個只屬於賈平凹自己的獨特世界，讓我們獲得完全不同於其他作家給我們的感受、體驗和收穫。這樣就難怪評論界有人說，讀《天狗》，容易讓人想起許地山的《春桃》，讀《黑氏》，又容易讓人想起沈從文的《丈夫》了，等等。賈平凹雖然沒有像一些作家那樣直接討論文化，但是他刻意突出“秦漢文化”的濃郁性，實際上便是熱衷於文化的另一種方式。它從側面暴露出中國當代作家依附於既定思想的巨大慣性，也襯托出魯迅那樣的既不相信儒道釋思想，也不相信西方思想（魯迅在內心深處始終是懷疑的）、從而獲得獨立的價值立場的難得性、痛苦性──尤其是當賈平凹游“洛南寺耳”，為“清靜值一角，山明值一角，水秀值一角，空氣新鮮值八角，餘下一角，買得吾之高興也”陶醉時，這個問題就更加一目了然。也因為此，以“土地”抑或“土地文化”為立身之本的“獨立世界”，一旦失去了這片土壤，作家便會失去優勢，變得六神無主。這一點，在賈平凹寫《廢都》之後被驗證了。或者說，賈平凹寫《廢都》的失敗，賈平凹在《廢都》這部作品中所顯露出的思想平庸性（諸如人云亦云的“反文明”話語），正好說明了賈平凹在商州這片土地上，也沒有建立起他觀照世界的一個獨特立場。否則，一個作家不會因為寫作內容的改變而影響其創作質量。反過來，商州這片土地如果已被賈平凹開掘得不再有處女地，但作者在城市又找不到在商州的那份感覺的話，賈平凹今後會寫什麼東西，也就成了一個疑問。面對這個疑問，可以有兩種解答：一是不管他人的話，憑着自己的感覺能怎麼走就怎麼走；一是全面地反思自己，尤其是要反思自己可能比較得意的、在其散文中表現得也比較圓潤的“道”“禪”思想和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