贗品時代的溫情話語（三）

《碎瓦》是蘇童的第五部長篇，屬於較近的作品，單行本出版於一九九七年。這是一部所有關注蘇童創作的人都應該予以重視的作品。在這本小說中，蘇童依然以“香椿樹街”為舞台，開始了更大膽地面向當代生活的歷險。正如他的“先鋒派”同行余華在《許三官賣血記》裏所做的那樣，蘇童這次也把目光投注到了人性的領域。《碎瓦》寫的是一位守寡的姑媽替亡故的兄嫂撫養五個侄兒侄女長大成人的故事。小說里充滿了這樣和那樣我們想像得到和想像不到的艱辛、坎坷內容。苦難和感動照例是這類小說與生俱來的特色。但蘇童的聰明和技藝這次確保了讀者從中能領略到新意和驚訝。首先，他是以這位姑媽亡兄在天之靈的口吻進行故事的講述的。這就使他那個歷來平庸、瑣碎的“香椿樹街”在讀者眼裏平添了幾許陌生和新奇。其次，他開始動用他技藝深處潛藏多年的魔幻筆法，讓主人公最終成為了一位天堂里的天使，讓主人公的亡嫂變成了一頭“黑天驢”。我們得以在一部當代小說中稍稍地領略一番久違的神奇和想像力的放鬆。第三，由於第一人稱敘述的需要，蘇童放棄了他那稍顯迂迴的敘述方式，儘可能地靠近了口語。小說讀着，讓人覺得真實感強了，作家確實是在寫身邊的事。第四，繼短篇《櫻桃》之後，蘇童又在長篇小說中達到了令人淚下的敘事效果。這四個變化，對於我們業已熟悉和欽佩之餘略感厭倦的蘇童來說，算得上是一場小小的革命。蘇童終於嘗試着用一種讓人接近的方式，為我們講述觸及到靈魂深度的故事和人物了。可喜可賀!從純專業寫作的角度來看，《碎瓦》並非全無瑕疵。比如在以主人公亡兄華金斗的鬼魂口吻做第一人稱敘述時，語言就不太符合死者的工人身份，時不時總冒出一些文謅謅、跡近於進行全知全能描寫時才能用的語句來。鬼魂固然不同於活人，使用起第一人稱來，敘述的自由度要較常態為大，可再怎麼自由也是帶有鮮明主觀色彩的呀!也許是寫此書時蘇童編輯催稿催得比較急，忘記了這一點?還有，余鳳凰變成“黑天驢”的構思雖然有趣和奇異，但這一線索在小說的後半部分隱藏得不好，很容易就讓人猜到，從而削弱了小說結尾部分的精彩。對於一位新手，出現這樣的情況可以理解，對於蘇童，我們卻只能替他深深地惋惜。他本該利用他的這個題材、這個構思、這次機遇，為我們大家成就一本當代長篇小說中的奇書的。可惜，由於這兩處顯而易見的“疏忽”，延緩了激動人心的時刻的到來。而這一延緩，對於我們，對於蘇童，又將是多久?總之在蘇童的五部長篇小說作品中，《碎瓦》與《我的帝王生涯》兩書，是相當不錯的作品，不過還遠談不上偉大，它們只是向我們暗示了作者未來可能會獲得的有關這一領域的遠大前程。另外三部則不成功，都有點像抻長了的中篇小說。讀蘇童的作品人們有時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像：他的許多中、短篇讀起來像某部長篇小說中的片斷；而他的一些不成功的長篇則更像是篇幅人為加長的中篇小說!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要說的是，它們會不會與蘇童慣常對待創作的鬆弛態度有關?松馳是件利弊各半的事情，它一方面令你在做事時有一種從容心態，便於你發揮潛能；而另一方面，松馳一旦過於久了，會容易生出懈怠來。實際上，好的長篇小說是件累死人的活兒，它容不得你有一絲放鬆。蘇童本人曾經說，他是一個患有短篇小說“病”的作家。他希望“輝煌的、流行的、聲名顯赫的中長篇小說”給他一個好作家的名聲(“這是我對時代和文學潮流的妥協”——蘇童語，然後讓自己有足夠的資本去成就有關短篇小說的夢想。也許作家對他本人擅長什麼要遠比我們這些旁觀者看得清楚，可是，即便創作長篇真是蘇童“對時代和文學潮流”所做的某種妥協，我想，這妥協對於蘇童本人的創作而言也並非是全無意義的。既然還有意義，既然還想寫出“輝煌的、流行的、聲名顯赫的”長篇小說，蘇童恐怕就還得再拼把子命!而且，這次拼搏所要耗費的精力，恐惶絲毫不亞於他當初從一位業餘作者成長為小說名家時所付出的。這就像圍棋選手和足球運動員在各自領域所經歷的情形：從九段棋手邁向“超一流”境界，其中的艱辛遠非當初的升段經歷可以相比；世界盃足球賽，獲三、四名的球隊與冠軍隊的距離，實際上比未打入決賽的球隊同前十六強球隊間的差距，仍不知要大上多少……文學創作形容得通俗點，也是一次又一次奪取世界盃的努力，所不同之處僅在於，它的獎盃是無形的，存在於歷史和時間之中……不知道蘇童小說的讀者中有多少人看過作家的散文隨筆集《尋找燈繩》?那裏面除了一部分生活隨筆，有相當的篇幅是在談論創作的——蘇童自己的創作以及他身邊同行的創作，還有蘇童理想中的藝術境界。那是一本真誠的小冊子，也是一本一如既往體現了蘇童文字性情與趣味的小冊子：謙虛謹慎、誠惶誠恐、富於清醒的自我反省意識，溫文爾雅，帶有濃郁的書卷氣和謙謙君子氣派。“文如其人”，人們大多是這樣評價作家與作品的關係的。我想蘇童這個人或許也正如他的散文和小說所表現出的一樣吧：清醒、冷靜、一絲不苟。但與此同時，是不是又少了些邁向藝術極致的執着與勇氣?正如我在本文大多數段落中所一再感慨的：他太聰明，又太中正平和。而這兩點對於一個偉大作家來說，並不比對人性深切關注和對藝術極限衝擊的狂熱來得更重要。也許對於一位功成名就的小說家而言，置身於一個動蕩的時代，在風格的徐緩演進中，從容找尋一個恰如其分的題材，並用適合自己的方式表達出來，既不激怒同行，又不嚇着讀者，同時作品還能容納自己的一些小小的寫作上的革新，這是最令作家本人滿意和感到平安的事了。於寫作，於生存，人們都無可厚非。然而，這願望、這景況，是否是我們早已落伍世紀標杆多時的文學所需要的呢?中國文學的革命尚未成功，蘇童們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