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記憶”中迷失自我（三）
我不知道人們是否注意到一九九六年底江蘇文藝出版社推出的那本《蝴蝶與棋》?是否有人將它裏面所收錄的中短篇作品拿來與同屬“蘇童文集”的前幾本做過比較?《蝴蝶與棋》裏的作品相對於《世界兩側》《少年血》《末代愛情》而言，整體上無疑添加了幾分凝重和對鋒利筆觸的渴望。故事對於讀者的刺激度也明顯地增大了。我注意到《三盞燈》這篇小說，它比蘇童以往同類型的亂世題材小說多出了幾許凄楚的詩意與悲憤；《灼熱的天空》寫剛解放時期一個年輕的轉業稅務所長在小鎮的奇特磨難，小說一如既往採用了作家擅長使用的童年視角進行敘述，寫的雖是普通人的命運，讀來卻讓人覺得觸目驚心。主人公尹成明明顯屬於巴頓將軍那類天生為戰爭而活着的軍人(當然他的戰功與巴頓相比是太微不足道了)，在和平年代，這種人成了天生的“多餘人”。尹成明難以順應時代和命運對他提出的“轉變”指令，他感到壓抑、痛苦，並被別人視為瘋子、莽夫。最後，為了維護自己心目中革命工作的聖潔，他誤殺了向他行賄和勒索的奸商邱財，遠走天涯，直至後來以化名上了援朝戰場並獻出了生命。這樣一個充滿矛盾而又可憐可嘆的悲劇人物，在蘇童的小說中是前所未有的。同時，甚至也可以說是一九四九年以來，漢語小說中從未塑造過的感人形像。可以說，這兩部中篇較蘇童以往的同題材、同背景或同類型小說而言，都離“人性”的標杆更近一些。我個人甚至傾向這樣認為：《灼熱的天空》也許不是現當代文學中一篇偉大的中篇小說，但它卻絕對是寫得最精妙、最感人、最有魅力的中篇之一。未來文學史對該小說的評價，地位會遠在蘇童本人的《妻妾成群》《罌粟之家》《紅粉》以及莫言的《紅高梁》等諸如此類篇幅相近的、純粹虛構想像型的中篇之上。同時，它恰恰也可以反過來說明蘇童原先創作中存在的問題：即舊時代題材也是可以注入人性的因素和當今人們看待歷史與生活的眼光的。作為短篇，《蝴蝶與棋》一書中也有值得注意的篇什。看過《種了一盆仙人掌》，你會發現聰明的蘇童在描繪當代城市居民的乏味生活時，學會了用一種幽默和智慧的筆調(雖然小說中的市民顯得還比較“土”)；《世界上最荒涼的動物園》，能使人感到作家蘇童也是個有血性的、對生活中的惡行感到震怒的男人(雖然小說仍不可避免地帶有我們時代“先鋒派”的通病——地域場景比較模糊，讀着又像是身邊的事又像是外國的事)；《紅桃Q》，讓人覺得八十年中葉這一代的作家們並未遺忘我們這個國家有史以來最愚蠢、最反動、最棄絕人性和崇尚暴力的災難時代……但可惜的是，這些篇目一是在集中顯得少了一點，一是它們本身還存有我在括號中指出的部分瑕疵。好小說不應該是件太難的事。至少對於蘇童這樣聲名日著、早已擺脫了發表困難和經濟窘迫的小說家來說是如此。只要他們捨得把自己個人寫作上特有的癖好再克制一下，把對不朽文學中有關“人性”的理解再當代化、本土化一點，還有什麼能阻擋住我們對他們創造驚世傑作的殷切期望呢?令人關注的是，在涉及上述有關成就不朽的小說及成為文壇大家的話題時，蘇童留給我們的印像一直是半遮半掩、諱莫如深的：“‘大家’這詞給你漫長的距離感，我想起美國作家巴思的《迷失在開心館中》，好像我們都在開心館中尋求探險的樂趣，也許誰玩得最開心誰就是‘大家’，也許誰玩得開心了就出不來了，誰是‘大家’?”“說到‘大家’意識，我覺得它是外界的，它並不存在於作家頭腦中，如果一位作家想弄清楚別人要求他怎麼寫寫什麼，他肯定會痛苦……所以我想最好別呼喚‘大家’‘巨星’，就把宏偉的目標當成一個美好的幻想，這樣也合理，這樣可以穩定作家們的情緒，也有利於文學在自由和鬆弛狀態中發展。”蘇童的上述這番話是典型的聰明人式的辯白。首先，他向人們表示了作為一個作家他並沒有頭腦發熱，並沒有糾纏於什麼“大家”“巨星”的稱號，而是扎紮實實把寫作當一件具體的工作來對待。其次，他婉轉地表示了這樣一種態度：我不需要你們告訴我該怎樣做，做些什麼?我需要的只是你們別拿“大家”這類話題來煩我，讓我一個人輕輕鬆鬆、不受干擾地做自己的事。我當然有你們提及的那種宏偉的工作上的目標，但我更願意在一種自由、放鬆的狀態下去靠近它們。不過，如果我沒能抵達自己和你們大家預期中的目的，也請千萬不要怪我……蘇童顯然不願意給自己增加什麼必負的責任，他一方面向我們表示他的清醒，一方面不把話說得太絕，不把弓拉得太滿。“……中國當代文學從八十年代以後才走上文學真正的道路，十年過去了，當我們返身回望這條道路，我們無悲無喜，這條路算不上輝煌，但已不再荒蕪。這十年間中國的優秀文學傳統在悄悄承接，同時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文學作品也成為我們的食糧，這十年間文學失卻了轟動效應，但是真正成熟的作家和作品已經冷靜從容地出現在我們面前，與批評、讀者的冷淡相比，他們更加冷淡，也因為這種狀態，文學的潮水在自然和安靜中流淌，這就很好了，每一個作家每一部作品就像每一滴水，在流淌中找到他們的歸宿。”(蘇童《急就的講稿》)看過他談論當代中國文學的這段話后，我們又會做怎樣進一步的反應呢?沒人會說這位當代最享盛名的小說家之一、我們這個時代最有希望成為下世紀文壇巨擘的青年俊才的這番總結不客觀、不誠懇，沒人會反對他，說他的這番觀點是謬論，可是我們分明又從蘇童的這番大實話言論中感到了缺點兒什麼!他缺什麼呢?顯然，是激情。我們無法否認蘇童有關中國當代文學現狀的描述是正確的。但我們可以體會出，作家在寫這段話時表現得太像一位局外人了。他的這番描述更該像是位評論家說的，而不該是一位作家。還記得嗎?海明威會因為一位記者攻擊他的小說而與對方拔拳相向；福克納則因為世人不接納自己的作品，臨近晚年還終日借酒澆愁；格雷厄姆·格林和約翰·奧哈拉都曾自視極高，生前都曾為未被授予諾貝爾獎而鬱郁不歡……這些享大名於生前和身後的英美小說大師不約而同地以這樣或那樣的軼聞，從一個直觀的角度向我們顯示了他們對寫作及自身作品的痴迷與狂熱。而我們的蘇童，又向我們顯示出了什麼呢?無疑他也會像那些大師們一樣珍愛自己的勞動，也會像他們一樣提起文學史上的不朽名篇便讚嘆不已。但你去翻翻他寫下的那些與創作話題有關的隨筆吧：總是那麼小心謹慎，總是那麼戰戰兢兢，總是那麼遮遮掩掩、怕自己把自己逼入死角……三十五歲就已經成了名作家的蘇童呵!他對一切都那麼滿意，講起一切都那麼聰明、鎮定、與世無爭，符合標準的名流作派!雖然當初滋養他成為作家的都是那些不朽的文學傳統中所誕生出的精華之作，可他現在面對自己置身的這個充斥了無數平庸、空洞之作的當代文壇，竟然表現不出一絲的不滿與憤怒!聽聽他說什麼——“這就很好了……”“這就很好了”，這難道是我們寄希望於從蘇童這一代作家嘴裏所聽到的東西?我想，蘇童大約是在他關於“記憶”的故事題材和複製小說技藝的開心館裏玩得太久了吧。玩太久了，可別變得迷路出不來!激情、對當代生活的深切關注、對靈魂深處的困境與迷茫進行不懈地探究與追問，我想，這大概是任何時代所誕生的不朽文學作品所應具備的一個起碼的共同基礎。遺憾的是，這三點迄今為止，還遠算不上蘇童創作諸因素中的強項。不知道蘇童本人對此是否有明確的認識?如果認識到了，他將會怎麼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