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記憶”中迷失自我（一）

總的說來，八十年代中葉登上文壇的一批小說家，他們的作品，既給中國的文藝(小說、電影)帶來了希望，也給眾多的讀者帶來了失望。這是功過相抵的一代作家。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是出於對下述兩個情形的綜合考慮：一、這些小說家中的每個人，從阿城、馬原、莫言，到余華、蘇童、格非，再到北村、孫甘露等人，都盡其所能地在小說領域中恢復了個人化寫作及對文本意義的追求。而在他們之前，“傷痕文學”也好，“改革文學”也罷，中國小說在當代所發出的聲音，大抵都是集體的聲音，屬於作家個人的東西可謂微乎其微。(“尋根文學”則也僅是部分地表現出作家們渴望進入個人化寫作的願望，從某種意義上講，它並未喚起整個小說界對文本和文學意義的自覺重視，它的成果似乎更表現為替我們推出了阿城、韓少功這兩位日後在文壇前程遠大的青年作家。)小說家們恢復個人化寫作的努力，實質上是從馬原模仿博爾赫斯、莫言克隆福克納開始，到余華、蘇童、格非等人的出現方告完成的。也正是從此，中國當代小說家們方才正式擺脫了政治話語體系近半個世紀的攪擾，終於弄明白了“人”這個漢字對他們的寫作到底意味着什麼。與此同時，他們也覺悟到小說並非像托爾斯泰那類道德先生所吹噓的，僅是觀念的載體，他們從博爾赫斯那些匠人處還悟到這麼一點，即小說是門手藝，它包含了許多微妙而精深的技術。漢語小說家們開始像一個製鞋匠那樣考慮和打量自己的作品了。“作協的”開始向著“做鞋的”轉化，虛無的理念化寫作開始向著務實的技藝化寫作靠攏。對於中國小說而言，這是一件極大的幸事。也是它早該邁出的通往殿堂的“第一步”。這一步，終於由八十年代中葉嶄露頭角的小說家們邁出了。晚是晚了點兒，但終於有人做了。二、這些小說家在不約而同地努力使小說回歸小說藝術本身的同時，又不約而同地或主動或被動地做了一件事：遠離人們的當代生活。或者更確切地說，遠離人們當代的精神生活。或許這些人中只有王朔和劉震雲是個例外(劉恆的《黑的雪》似乎也可以加入進“例外”的行列，但他的作品遠不像前兩者那麼多地涉足當代城市題材)，這兩位作家以各自的方式展示了當前人們在精神生活中的某種混亂與貧乏，但可惜的是，他們似乎不能從各自小說所描寫的那些“病例”的基礎上更進一步，為讀者升華或提煉出某些大家冥冥中期待已久的東西，所以也終屬枉然與徒勞了。而這些，又恰恰導致了一個“當代小說在讀者中到底具有多大生命力”的問題。當然，結果我們在今天都已經見到了：小說家們在創作中的努力似乎並非得到公眾多麼熱情的回報，除了大學生，成年讀者閱讀當代小說的百分比可謂小之又小。他們倒更願意去關注張藝謀等根據當代小說家們原著所拍成的電影。作家因電影走紅，卻不能因自己的作品而直接引起公眾的注意。對於小說家和他們的作品而言，這確實是一件悲哀透了的事。因為能被大導演們相中並搬上銀幕的小說畢竟太少。而當代小說除了借電影之力外，似乎又已無力與讀者作太多溝通了。遠離讀者的共鳴，這顯然是八十年代中葉小說家們為中國文學犯下的一大過失。在“功過相抵的一代”之中，蘇童顯然是一位幸運而顯眼的人物。首先，他是這些小說家中成名較早的。當他的第一個中篇小說《一九三四年的逃亡》被中國最前衛的官方文學大刊《收穫》所刊發時，他才剛剛二十四歲。此外，據蘇童本人在散文中回憶，那一年，“當時引人注目的三家刊物《上海文學》《北京文學》《解放軍文藝》同時在二月號上發表了我的短篇。”這與中國文壇這些年來盛行的“三十歲新秀”“四十歲青年作家”的成功法則明顯不符，且大大超前了。即使我們退一步，將蘇童真正成名的時間放到他發表《妻妾成群》的那一年，他也仍只有二十六歲。一位二十幾歲的作家能夠在當今激烈競爭的文學界享有盛名，他所依賴的顯然不是那些五、六十歲文壇宿將們常掛在嘴邊兒的“生活”及個人豐厚的閱歷。至於機遇，除了在最初時日它能確保你在媒體上被公眾認知外，對創作本身也是無大補益的。真正支撐蘇童不斷邁向成熟的，是他的勤奮和絕佳的對文字與文體的悟性。“勤奮”是幾乎所有寫小說的人都該具備的品質，不能算蘇童的專利，所以對蘇童成功真正起決定性的因素，是他的聰明，是他卓異的對文學的天分。其二，他是八十年代中葉這一茬小說家中，作品被改編成影視最多的一位，恐怕僅次於王朔。小說被導演相中，固然帶有一定偶然因素，但頻頻被相中，卻又反映了蘇童作品的敘事和氛圍營造上較易被轉化成電影語言，寫法是同年齡段作家中較先進的。畢竟，與小說相比，電影是今天人類藝術中最富生機的一種。蘇童也曾在文章中自認酷愛看電影，作家的此種愛好自然也會折射到創作之中。還有，八十年代“先鋒派”的幾位小說家，初期作品大多以文本探索見長，人物塑造則只見怪異，人間煙火味道極少。而蘇童小說中被改編成電影的幾篇作品，人物形像卻是頗豐滿和符合人們生活常識的，這也不能不說明蘇童在塑造人物上確有獨到的才能。作品被拍成電影，恰恰說明了他的小說在某種程度上不像其他作家，還是較為看重與接受者的溝通的。其三，蘇童是“功過相抵的一代”作家中較為中庸的一位。他既不像同屬“先鋒派”的另幾位作家余華、格非、孫甘露等在文本試驗上走得那麼遠，也不像劉震雲那種“新寫實小說”那麼徹底貼近讀者的閱讀習慣。蘇童的小說有可讀性，可又是跳躍式的可讀性。讀他的小說你總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比如那些家世小說令人想起莫言，那些寫城市大院居民的小說令人想起汪曾祺，那些寫城中奇奇怪怪人物的小說有些像美國南方文學……但精神深處，又是蘇童一如既往的溫婉嘆息和南國水鄉的沒落情懷。我們能看出作為一位學院出身的小說家，蘇童的師承很雜，但他又沒有特別地傾向於某一位。福克納、塞林格、麥卡勒斯、卡佛，還是博爾赫斯、汪曾祺?我認為“前衛”和“試驗”這類批評術語，放到蘇童身上倒可以這樣來理解：他把他喜歡的每位作家的作品風格都在自己的小說中嘗試再現了一下，但每次試過之後又不置可否，轉身去試另一位截然不同作家的風格，試完了還不置可否……就像一個娃娃面對一堆玩具，玩兒一會這個，再玩兒一會那個，始終拿不定主意。而這娃娃對此也並不着急，因為他知道自己還小，有的是時間，大人們對自己也還是寬容的。蘇童的風格試驗便很像這種情形。而令人驚異的是，伴隨着這種舉棋不定時光的日積月累，伴隨着他作為一位小說家的可敬的吃苦耐勞的勤奮，他的大眾聲譽日隆，並如日中天。一個人在默默無聞時是可以隨心所欲。但一旦你成為一位社會認可的公眾人物，你的這種自由也就隨之消失了。作家更是如此，因為與其它職業不同，作家所承擔的職責之一，就是引領和展示一個時代人們所特有的審美趨向。換一種更通俗的**，你不僅要竭盡全力去對付自己的創作，你還要以自己的作品來告訴人們什麼是最好的文學，最好的小說和詩歌!蘇童能嗎?天才的蘇童在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已經寫出了五部長篇、一百多個中短篇、一本散文隨筆集，他有沒有這個資格，來告訴我們什麼是這個時代最好的小說呢?從他的學院經歷，從他的師承範圍之廣，他應該能夠告訴我們，什麼是這個時代最好的小說。但從他的已有的創作實績來看，他未必能向我們展示，什麼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好的漢語小說。之所以這樣認定，我所遵循的是這樣一個標準：無論任何時代、無論何種寫法，最好的小說都必須具有健康的、靈魂的深度。而這，恰恰是蘇童以及他這一代絕大多數作家們所欠缺的。看看蘇童作品中的那些名篇吧，都寫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