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也納之行(2)

“當然，維特不必知道您帶着政府的任務。”莫洛托夫解釋說，“只需作一個暗示，即莫斯科的重要人物想了解他的意見，將會尊重他的意見。回來之後，向我提交一份詳細報告。現在會給您發一個到奧地利的有效證件。明天早晨出發。維也納的旅館已經訂妥。祝你成功。”“謝謝對我的信任。”按照我們的老習慣，我對黨表示感謝，即便她——這非常少見——僅僅是在彌補自己的過失。我們的體制有時真的能夠以閃電般的速度運行！我剛剛從莫洛托夫的辦公室出來，科西列夫就將貼着我的照片、帶國徽圖章和出境簽證的一本深紅色小本交到手上。原來，這些年來，我的檔案一直保存在秘書處，這裏面有幾張照片。同時我領到了機票。飛機早上七點從伏努克沃機場起飛。我甚至來不及給編輯部說一聲。但後來才知道，列昂捷夫從莫洛托夫那兒知道了全部情況。大使館事先得到密碼電報通知，派人在機場接了我。我住在被蘇軍司令部沒收的“帝國”飯店裏，它由經濟部隊管理，一切都是馬馬虎虎。在德國佔領時期，這曾是一家豪華飯店，現在的樣子令人失望。兩部電梯中有一部趴了窩，房間隔三差五整理一次，水池和浴缸里是損壞的水龍頭長時間滴水的留下的水漬銹。餐廳和咖啡廳關張，甚至沒有辦法燒水煮茶。但我覺得，這是生活小事。最主要的是，經過不許出國的十年之後，我來到了維也納，並且肩負政府的重託。晚上，我參加了世界和平理事會的開幕式。會場旁邊的休息室里擠滿了與會者，客人和記者。到處散發著新鮮咖啡、昂貴雪茄和一些令人頭暈目眩的香水的氣味。後來我才知道，這是當時我們尚未見過的“夏奈爾5號”。參加保衛和平運動的，有當年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學者和作家。在那兒，我見到了羅素、約利奧－居里、伊利亞·愛倫堡，當然還有約瑟夫·維特。我決定不着急，不必過早操辦自己的採訪，而是先在陌生的環境裏搞熟悉了，並且跟儘可能多的與會者建立聯繫。我在這裏遇見了當時非常風行的劇作家亞歷山大·科涅楚克，在基輔時我們就認識。戰爭一開始，他就成了前線記者，但常來莫斯科，因為他的妻子、波蘭作家旺妲·瓦西列夫斯卡婭是波蘭解放委員會的成員。她身材龐大、年紀已經不輕、身穿軍便服，騎兵馬褲，足登高筒長靴。跟她在一起，科涅楚克顯得小巧而年幼。當時，在前線流行着這樣一首四句歌謠：來了一份電報，措辭激烈，指揮部里，有人心裏頗為緊張。來人是旺妲·瓦西列夫斯卡婭，她可是——科涅楚克的妻子。戰爭快結束時，科涅楚克被任命為外交人民委員部負責斯拉夫國家事務的副委員，所以我經常看見他到莫洛托夫的辦公室參加部委會。他一般坐在長桌的頂頭上，並且大多數情況下沉默寡言。莫洛托夫則帶着滑頭的譏笑說：“這個科涅楚克坐在這裏，觀察着，隨後會把我們寫進戲裏去呢……”在維也納，上午和下午舉行會議，晚上安排有文藝節目。市政當局的代表邀請我們到維也納歌劇院觀看莫扎特的《後宮誘逃》，施特勞斯作品音樂會，以及政治性的夜酒會。我記住了那裏上演的一個小型劇：舞台中央，在維也納式椅子上坐着一個演員，服裝十分特別——左腳穿着紅軍的淡綠色軍褲，扎在厚軍靴里，右腳上則是美軍軍靴和高爾夫球褲。一邊的胸襟、肩章和袖臂是英國式的，另外一半則是法國式的。一個戴阿爾卑斯帽的奧地利人跑進舞台，喊了聲什麼，演員的一部分身子，譬如說蘇聯的腳，有所反應，而整個人則身子坐在椅子上，保持不動。然後又跟美國腳、英國胳臂和法國胳臂重複了同樣的事情。部分身體各自活動，但身穿四種軍服的士兵卻原地未動。最後，又一次跑進來的奧地利人絕望地大聲喊道：“中國人來了！”這時，坐在椅子上的士兵跳了起來，在笑聲和掌聲中跑到幕後去了。當然，所有人都十分清楚奧地利人急於擺脫四國佔領的願望。有一次，蘇軍政委邀請駐會記者到自己的官邸觀看攻克柏林的紀錄片。在休息期間，安排了有冷凍伏特加和各種冷菜的招待。一個身穿燕尾服的伺者送來各種飲料。我仔細看了一眼，竟意外地呆住了。他原來是拉克莫夫——戰前駐柏林大使傑卡諾佐夫的廚師。我們非常高興這次能夠相遇，相互擁抱互吻，因為我們已經十三年未見了！我們一起回想起，在希特拉入侵之後，1941年6月底，曾經一起被扣押在蘇聯駐柏林大使館內，我跟拉克莫夫一起為黨衛軍衝鋒隊長海因曼上尉安排早餐，後者曾經幫助我跟薩沙·克羅特科夫離開使館與反法西斯地下組織會面。約瑟夫·維特立即回應了我為《新時代》雜誌作採訪的要求。我們在他下榻的“大使”飯店見了面。這裏跟“帝國”飯店完全不同，到處是奧地利員工保持的標準環境，到處閃閃發亮，前廳有地毯和植物裝飾，電梯旁則是身穿制服隨時準備提供服務的侍應生。他用無聲的快速電梯將我送到需要的層次。總體而言，奧地利人在戰後幾年裏已經安排好了生活。在裝潢十分漂亮的商店裏，商品和食品的豐富使顧客高興。咖啡屋和街上的人們穿着考究得體，甚至可以說很新潮。到處都是鮮花。汽車當時還很少，但城裏到處都是相對便宜、非常時髦的摩托車。年輕小夥子和頭髮搭在背後隨風飄揚的姑娘們成為維也納一景。這是個陽光明媚的日子。透過維特房間開着的窗戶可以看見聖斯捷潘大教堂色彩斑斕的高頂。客氣的主人要了咖啡，我們在矮圓桌旁的藤椅上坐定。談話首先涉及的是世界和平理事會的維也納會議。維特就保衛和平和參加這一運動的著名人士的意義談了很多。與此同時，他對於運動未能取得群眾性而表示了遺憾。這也是為何各國領導人能夠忽視裁軍的呼籲，並繼續軍備競賽的原因。新聞界本來可以發揮較大的作用，但是眼下新聞報道更多地在歪曲，而不是闡明爭取和平運動的目標。維特認為，目前的國際局勢是複雜的，“冷戰”束縛了歐洲，她目前依然未能從第二次大戰中恢復元氣。這裏，我得以十分恰當地提出最主要的問題。“我想，”維特說，“歐洲最主要的問題之一，便是德國問題。現在，有兩個德國。而我認為，華盛頓不會接受你們的任何有關邦聯或者其他另外的兩個德國的聯合形式。美國牢牢地控制着這個國家的西部，並不會放棄它。你們現在與波恩的關係非常糟糕。你們的宣傳把阿登納描繪成為軍國主義分子，甚至新法西斯分子。這在實質上是不對的，並使事情複雜化。事實上，阿登納本人在過去曾經是納粹迫害的受害者，他遠非如此單純的人物。當然，他是**的，但同時也是德國獨特的愛國者。在某種程度上，美國的‘友誼’成了他的包袱，他想與莫斯科展開對話。但是，貴方也必須對此有所準備……”“那麼，總理閣下，按照您的意見，我們應該怎麼辦？”“蘇聯手裏有幾張重要的牌。首先，這是數十萬戰俘，這些人的命運令德國人擔憂。戰死在蘇聯領土上德軍士兵的墓地問題也同樣重要。當然，它更多地帶有象徵性的意義。許多的墓葬早就被夷為平地了。但是，在這個問題上做出某種姿態，在道義上，這對阿登納十分重要。最後一個問題涉及第二個德國，在波恩它依然被看作蘇聯的佔領區。這裏有家庭團圓，財產爭執等等一系列問題。我想，你們應該試探與西德建立關係的可能。可以先從戰俘歸國的問題開始。平行地可以探討在莫斯科與波恩之間建立外交關係的問題。我認為，一旦在首期接觸期間有了進展，阿登納便會準備訪問莫斯科，這在實際和象徵意義上都將是一件大事。”這些看法我以為都是非常合情合理的。譬如，解決戰俘問題的時機早已成熟。從被俘時算起，時間已經過去了十年多。最近一段時期，我見過其中的許多人。在莫斯科郊外的巴甫什諾村，建有各種作坊，掌握各種民用專業的德國戰俘，裁縫、木匠、鉗工等，在那裏幹活。各個機關，其中也包括我們編輯部里，發放票證，憑票可以在這些作坊定做許多東西。有的人甚至購買了整套的廚房或者餐廳傢具、衛生潔具、木雕等。我定做了兩套西裝，並且質量非常好。在試衣的過程中，我們跟裁縫用德語聊了一會，後來跟他交上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