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也納之行(1)

《新時代》雜誌社的福利遠比莫洛托夫秘書處好得多，但被逐出“領袖”身邊的事實卻噩夢一般糾纏着我，我的婚姻亮起了紅燈。莫洛托夫親自指示我，以記者的身份去維也納面見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前德國總理約瑟夫·維特，這個活的歷史向我透露了蘇聯與西方和解的秘訣，以及列寧當年與德國簽署合約的秘聞……回顧我在《新時代》編輯部的最初一段時間，必須承認，這個工作是有意義的。很快，我被列入編委會，並被任命為編輯部的責任秘書。各個外語版本都有了編輯，我的任務只是對他們進行一般的監督。責任秘書的職能範圍很廣——從純粹屬於記者的事情、編務一直到人事、財務等等。在經濟方面我沒有理由抱怨。因為以作者身份發表文章，還有稿酬。“青年近衛軍”出版社1947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書——《被欺騙的一代》——內容是英國青年的現狀。我們當時非常同情英國男女青年的困難，但是卻沒有想到，事實上我們的幾代人同樣也被欺騙了，終生都在被灌輸什麼再過三兩個五年計劃，全體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會到來，資本主義國家將被遠遠地拋在後面等等鬼話。現在，我們才發現這一切不過是黃粱一夢。可當時我對自己的第一部，並且被譯成英文的大作非常自豪。編輯部指定由某個特別食品基地保障食品供給，給編委會的每個成員規定的份額花樣多，質量好。在這個意義上，在雜誌社遠比在莫洛托夫的秘書處好得多。但我並沒有滿足感。心裏對過去的回憶，對於國家大事雖然是間接的參與，以及，我毫不隱瞞，接近“領袖人物”——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等的特別感受依然鮮活。每天夜裏，這些感受在誘惑我，但大部分時間噩夢在糾纏着我，在夢裏，光明與跌落到無底深淵交織在一起。在多少個不眠之夜，腦海里一次又一次地重複着被“領袖”召見之前腦力勃發的那一個個無可比擬的瞬間。似乎就在我眼前，那個密藏心頭、通往他辦公室的走廊消失在迷霧之中。這不是嗎，我走過哨兵，他向我行禮。這不是嗎，這就是那扇門，像往常一樣，伏拉西科將軍在打盹。我開門，但是，門不聽話。伏拉西科長身而起，用一隻手撥開我。從深處傳來的聲音說：“您絕對不能進去！”地板在我腳下裂開，我飛速跌入深淵……每天夜裏，“被逐出天堂”的場景以各種變化重複出現。多年以來整夜工作到早晨的習慣，使我不能按時回家。當大家都離開之後，我呆在自己的辦公室，閱讀編輯部收到的塔斯社新聞簡報，英美國家的報紙。那上面時不時會出現我十分熟悉的美英政治家的名字，他們似乎立即活生生地出現在我的腦海里，而這一切在不斷地在提醒着，我已經被淘汰出局了。我似乎應該扔開這些報紙，不要看見它們，但手就像伸向發癢的傷口般伸過去。前不久外交部的同僚們，當年是我接受了他們，當時他們是些小心翼翼的新手，在自己的外交生涯里邁出最初的幾步，可現在都成了總領事、公使、大使等等，可對我而言這條路卻永遠關閉了。他們毫無例外地不再理睬我。在快樂的勝利日沒有一個人來看望過我，沒有一個人打過電話。而前不久，所有人爭先恐後地請我的客……1945年5月9日，只有兩個海軍的戰友帶着香檳酒來編輯部看我，後來我們一起去了紅場，那裏到處是狂歡的人們。特別難受的，是讀到從雅爾塔會議發來的報道。似乎就在昨天，會議的參加者就在我的身旁。我本來應該跟他們一起去克里木，進入拉瓦地宮，翻譯斯大林與羅斯福和丘吉爾的談話。四年來，我已習慣於一個念頭，即在這些場合我自己一直是有用的。我萬分委屈，甚至感受到屈辱。什麼是翻譯？沒有他，談判的參加者就像聾子啞巴。翻譯是有用的、必需的、不可替代的。但我發現，需要他僅僅作為一個專業人員，而根本不是作為一個個人。人消失了，但專業人員還在，但已經是另一個的軀殼。從前的那個從未有過，並且無關緊要。理智上我能理解，但無論如何不能釋懷。觸及傷口，我作了如下的判斷：我根本不僅僅是翻譯，並且還是外交部長助理。不過，我雖然勤勤懇懇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但在這個職位上作用有限。我當時過高估了自己，以為自己有某些特殊才能，因此他們不能就這樣簡單地拋開我。我記得“領袖”的話，“幹部決定一切”，但是他也有另外一句箴言：“沒有不可替代的人”。許多比我更有才華、國家更需要的人被扔進了“歷史的垃圾堆”，並且遭到**上的消滅。我還活着，並且得到了一份不錯的工作，我應該感激才是！但是，內心驕傲的小蟲子在繼續吞噬。我覺得自己這一生已經完了。我感覺到渾身酸痛，冷漠的粘霧出現得越來越頻繁。三十歲的我覺得自己衰老、無助。我夜間的不眠使家庭生活變得複雜。1947年第二個兒子的出生未能拯救我的婚姻，無可挽回地走向離婚。此後，有近乎於瘋狂的迷戀，有不斷的吃醋，和解和爆發。不過這些心靈上的創痛治好了病症，並壓制了對“失樂園”的思念。1953年3月，當斯大林死後，我像千百萬蘇聯人一樣，哀悼了他，但已經沒有了被無辜開除的情緒。在貝利亞被槍斃之後不久，1954年4月初，在我的單身漢房間裏響起了電話鈴聲。科西列夫，他的聲音我已經十年沒有聽到了，若無其事地說：“維亞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維奇請您馬上來一趟……”“領袖”死後，不久前還命懸一絲的莫洛托夫再次成為政治局委員，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和外交部長。部長會議主席由馬林科夫擔任，他的第二副手是貝利亞，同時擔任內務部長，赫魯曉夫被委以黨中央書記的職責——這在當時被認為並不重要。最近幾年，在莫斯科修建了幾座類似克里姆林宮塔樓那樣的高層建築，斯大林非常喜歡。在位於斯摩棱斯克廣場的其中的一棟里，搬進了外交部。為我準備的出入證放在大門口值班員處。我一方面激動，另一方面卻不理解部長突然約見的原因。我來到七樓，這裏是他的秘書處。我想，外交部從鐵匠橋搬過來很好，並且莫洛托夫不是在克里姆林宮我所熟悉的辦公室接見我。否則的話，我的心裏又會酸痛。在這裏，在斯摩棱斯克廣場一切都不一樣。當進到秘書處時，科西列夫要我直接進到辦公室，部長正在那裏等着我。莫洛托夫還是那樣坐在桌子後面，向我點頭問好，並請我坐在他對面的椅子裏。一切跟我工作的那四年裏毫無二致。幾乎這期間並未相隔十年。而似乎我就在昨天和今天早晨還見過他。他既沒有問我的身體情況，也沒有問這些年我是怎麼過來的，直截了當地說：“明天，世界和平理事會會議將在維也納開幕。我們想派您去執行一項任務。據信，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德國前總理約瑟夫·維特將出席會議。您必須結識他。最好作為報道會議情況的《新時代》記者前去。您將以這個身份向維特作自我介紹，請他就保衛和平運動為題接受採訪。但我們對另外一件事感興趣。我們正在重新評估國際局勢。我們有被隔絕的感覺。所以應當採取措施，打破這種局面。制訂新的歐洲政策也是非常重要的。維特在1922年的拉巴羅時期，積極看待與蘇俄的合作。有關我們如何解決歐洲問題，其中也包括制定對西德的新政策，他可能談一些重要的見解。我希望您理解了我的意思。”“是的。我會儘力完成您交給的任務……”聽着莫洛托夫說話，我一邊在想：我的命運中又一次出現了某種轉折。他當然可以把這個任務交給外交部的任何一個人，但不知為什麼仍然決定了叫我來。也許是因為我還有戰前與德國人打交道的經驗？最近幾年，莫洛托夫被排斥在外交事務和外交部機關之外。可他本人認識我。正因為如此，他才將如此微妙的差事交給了我。尤其使我感到驚訝的，是這事跟出國有關。不過，當時在奧地利駐有蘇軍，可那裏也有美英法的部隊。而維也納在四個佔領區之間沒有任何阻隔。人到了奧地利，可以去往任何一個方向，包括西方。在當時，這種出國，尤其考慮到我的情況，是特別受信任的信號。並且現在是多年沒見我的莫洛托夫對我表示了信任。這事，以及他事實上使我免遭貝利亞的毒手，讓我覺得是不大可能的，是像他這樣一個基本上毫無憐憫之心、以自己堅不可摧的“堅強”而自豪的人所不常見的。他從來不曾軟過心腸。但是，我還是在想，改正對我不公的時機到了？可能是由於那些對他自己和他妻子的不公正而態度軟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