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利亞的報告(2)

在克里姆林宮的宴會上，座位的次序一般是，斯大林居中，他的右手是主客，然後是翻譯，其身後是貝利亞。這樣，我便時不時地與國家安全首腦並坐。他幾乎從來不動食物。但是，每次席上都會給他準備一盤小紅辣椒，他就像是嗑瓜子那樣一個接一個送入口中。一次，他給了我一個小辣椒，我將它放送到嘴邊，就感覺到人整個似乎着了火。貝利亞笑了，並且堅持要我吞下去。我不得不做出樣子，而後悄悄把辣椒拋在桌下。“這很有用。男人每天都要吃一盤這種辣椒。”貝利亞用教訓的口吻說。他每次都要問，我為什麼那麼瘦。“我的體格構造就是這樣的。”我回答道。我當然不能說，我們每天在克里姆林宮衛兵食堂吃的兩根小灌腸，無論如何也不會增加我的體重。總而言之，每次有貝利亞在場我都會感到不舒服。因為他隨時都會向斯大林暗示，我“知道得太多”。最終這件事情還是發生了。記得那是1944年秋天，我向莫洛托夫彙報華盛頓來的一份電報。人民委員一邊聽着，一邊繼續看桌上的文件。然後，他盯着我問道：“1934年你在波蘭駐基輔領事館幹了些什麼？”我一下子張皇失措，莫名其妙：這是什麼問題？莫洛托夫盯着我。我明白了，必須馬上回答。“在波蘭領事館？”我開始回想，“我的確去過那兒。當時我是基輔‘國旅’的導遊。遊客一般經波蘭回國。我收起他們的護照，送到領事館辦理過境簽證……”“這個我們知道，”莫洛托夫冷冷地說，“但是，這裏談到的造訪波蘭領事館，並不在旅遊季節，而是遲些，是秋天的事，並且你也不是從正門進去，而是走了後門。你在那兒幹了些什麼？”想想看，這已經都過去了十年。在這期間基輔遭到佔領，解放時有過激戰。古老的克列夏季克街遭到破壞，聖母升天大教堂被炸毀，不計其數的藝術珍品被燒毀，成千上萬的基輔人犧牲。而1934年監視過我的某個人寫的東西保存了下來，現在成了一個危險的物證。“我去找我的一個朋友。他從前是‘國旅’的汽車司機，所以我經常跟他一起載着客人在市內遊覽。後來他轉到領館工作，當然是經過有關部門的推薦。我偶然在街上碰見了他，他請我去車庫坐了坐。我們坐了一會，聊了聊會天，抽了根波蘭香煙，喝了杯德國啤酒——就這些了……”莫洛托夫的目光稍微緩和了些，後來他說：“我接受你的解釋。因為這是貝利亞向斯大林同志報告了你去波蘭領館的事。你可以走了。”我似乎很幸運。因為我完全可能被宣佈為混進聖地——斯大林辦公室的“波蘭白匪間諜”。現在回想起來，不禁感嘆，這世界真小。波蘭駐烏克蘭領事是布熱津斯基——美國著名的蘇聯問題專家、前總統卡特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茲比格涅·布熱津斯基的父親。如果當時對我立案，強迫“承認”的話，結果似乎是老布熱津斯基策反了我。然而，與莫洛托夫的談話並不是沒有後果。1944年是在勝利的禮花中結束的。當時我們已經住在莫斯科維亞街的一套兩居室里。房子是1944年春天，我的兒子謝爾蓋出生之前分到的。我們非常幸運地找到了保姆，這對佳麗亞非常重要，因為她不想放棄塔斯社的工作。1945年新年我們決定在家裏過。來了許多朋友和同事，非常熱鬧。客人們在凌晨才散去。1月1日，在人民委員秘書處值班的是巴甫洛夫。他從我家直接去了克里姆林宮。而我當天休息。我們整理好房間，出去到街上逛了一會，帶謝爾蓋玩了玩雪橇，便早早睡下了。元月2日的凌晨大約三點，電話響了。莫洛托夫緊急召我去克里姆林宮。我毫不遲疑，叫了車，幾分鐘之後便進了秘書處。我向在場的人問了新年好，但很快發現所有的人都不做聲，表情陰沉。像往常一樣，我想不經通報見到人民委員，但是科西列夫請我稍候，自己進了首長辦公室。這一切都有些怪異。科西列夫終於回來，非常正式地對我說：“別列什科夫同志，維亞切斯拉夫·米哈伊羅維奇正在等您。”不知為什麼，所有這些一下子讓我感到很陌生，包括有一張長條桌和幾排椅子的接待室，還有人民委員的辦公室，似乎在過去的四年裏我不曾每天來過這裏。莫洛托夫，就像1940年我第一次看見他一樣，低頭看文件，桌上是一盞綠色燈罩枱燈。我停在屋子中間，手足無措。莫洛托夫抬起頭來，定睛看着我。最終他打破了沉默。“走近些，請坐。”我坐在寫字枱旁的椅子上，心裏七上八下：我做錯了什麼？但我已經明白：出事了。“你最近沒有父母的消息吧？”莫洛托夫問道。“43年11月去過基輔之後，我向您彙報過，在那兒沒有找到他們。可能，他們死了或者被納粹趕到德國去了，許多基輔人都是這樣的。最近我也沒有任何新的消息。”“可是貝利亞認為，他們是自願去了西方。”“他有證據嗎？”“他有自己情報人員的報告作證據。貝利亞向斯大林遞交了一份報告，再次提到了你與波蘭領事館的接觸。結合到你父母的失蹤，他認為，出現了新的情況，需要進一步的調查。因此，他提出你不合適繼續目前的工作……”莫洛托夫停了一下，考究般地看着我。我似乎僵住了。貝利亞的“進一步調查”意味着什麼，不難明白。也就是說，貝利亞本人曾經建議我利用斯大林的好感認真對待大好前程，而現在我的前程全在他的手裏了。我突然感到很漠然：一旦事情發生了，再努力爭取也是毫無意義的。這時，莫洛托夫接著說道：“我跟斯大林同志商量過您的事情。他也認為，在目前的情形下您不能繼續留在這裏，在最‘高層’的身邊。您必須馬上將所有文件和保險柜的鑰匙交給科西列夫和巴甫洛夫。在沒有決定您的問題之前，必須呆在家裏。再見……”完了。我就像在雲霧中，摸索着走了出來，機械地打開了保險柜，取出了所有的文件夾，列了一張清單，我跟科西列夫和巴甫洛夫都在上面簽了字，他們兩人甚至沒有告別，一下子就消失了。留下我一人在房間裏。我坐在凳子上，努力地想理清紛亂如麻的思緒。我穿上了自己帶着人民外交委員顧問將軍肩章的制式大衣，戴上有帽徽的高頂帽，然後走向出口。在克里姆林宮的斯帕斯大門口，值勤軍官拿過我藍色的小本。它可以使我通過任何一道門進入克里姆林宮，非同尋常地看了很長時間，然後說道：“我奉命收回您的通行證。”這句話似乎永遠徹底地關上了我身後通往過去的大門。我一言未發，來到了紅場上，然後在城裏漫無目的地遊走。我不能馬上回家。就像夢遊患者一樣，我在空曠的大街上走了幾個小時。妻子上班之後，我才回到家裏。謝爾蓋睡着，保姆在廚房裏忙活。家裏我不能呆。每天，我都出去在城裏逛游幾個小時。整整兩周，沒有任何消息。前不久的同事和許多“朋友”一陣風似地都吹跑了。夜裏，我等着敲門聲——因為貝利亞許諾要進行“調查”。最終，1月17日，電話響了。是請我去《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編輯部。我鬆了一口氣。我跟這家雜誌打過許多交道。有段時間莫洛托夫曾是實際上的總編，他託付我為編委會準備材料，看文章，給編輯部轉交清樣和版式的修改。我也非常熟悉副總編列夫·阿布拉莫維奇·列昂捷夫，他負責雜誌的實際工作。他非常親切地迎接了我，讓我坐在自己辦公室小桌前的椅子裏。他說：“我們剛剛收到了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斯大林同志簽署的決定的抄件。那上面說，您不再擔任蘇聯外交人民委員助理的職務，轉調到《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工作。事實上，我此前已經知道了這個決定，但還是想等到正式文件，然後再請你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