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利亞的報告(1)

貝利亞是個特殊的“收藏家”——在其卧室的筆記本里，記錄著500多個供其發泄淫慾的女性名單。他一直在向斯大林暗示，我“知道得太多了”。莫洛托夫請斯大林在我的工作調動文件上簽字，而他的前四位助理，有三位被槍斃，第四位從盧比楊卡監獄的電梯井跳了下去……當時，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們除了在各自機構的辦公室之外，在克里姆林宮都有公用住房。這些房子位於人民委員蘇維埃(即蘇聯政府——譯註)大樓的二層。斯大林、莫洛托夫的辦公室也在這裏，只不過在不同的走廊罷了。距離“主人”最近的是貝利亞。1941年10月中旬，外交人民委員會疏散到了古比雪夫市，當時所有外國的外交代表機構也都搬到那兒。貝利亞卻去了高加索為軍隊安排石油供應。實際上，他可能是想遠離莫斯科，躲過危險時刻。1941年12月上旬，我和巴甫洛夫被莫洛托夫從古比雪夫召回到莫斯科之後發現，我們的房間已經被佔用了，而貝利亞的辦公室依然空着。莫洛托夫要我們暫時先在這間辦公室安頓下來。我們請來了克里姆林宮的衛戍司令，他不太樂意地執行了莫洛托夫的命令，為我們打開了空置的房間。這些房間看起來完全沒有使用過，收拾得一乾二淨，既沒有文件夾，也沒有一片紙，似乎主人根本不打算回到這兒來。但電話可以正常使用，包括克里姆林宮內線和政府長途電話。只剩下我們二人時，我們禁不住誘惑，對法力無邊的斯大林秘密機關頭子的房子進行了一番檢視。訪客首先進入接待室，這裏有警衛。右邊的門通往秘書辦公室，那是兩間不大的房間。左邊的門通向寬敞的會議室，這裏有一張長桌子。後邊是首長本人的辦公室，連着一間起居室。再往前是衛生間和一小間類似廚房的房間，有自來水和煤氣灶。莫洛托夫本人的休息室比這要簡單的多，可能正因為如此，他和斯大林，以及其他大多數政治局委員們在克里姆林宮附近有住房。當莫洛托夫生病而又有緊急公務需要請示時，我曾經去過他的家裏。蘇聯政府從彼得格勒遷到莫斯科之後，革命領袖們搬進去的房子相當難看，屋頂低矮，房間窄小，傢具都是革命前的舊貨。以前這些房子住的，都是在克里姆林宮的皇宮當差的，以及沙皇偶爾到舊都來時為其一家人服務的差人。年輕的革命領袖們十分簡樸，因此沙皇前任差役的房子已經使他們很滿意了。但是，從第比利斯奉調來到莫斯科的貝利亞卻沒有搬進這種房子。傳說似乎他說服了斯大林，要求作為國家安全機構的首腦最好住在克里姆林宮之外，以防發生敵方突襲或暴動時可以負責救援政治局成員。不管怎麼說，“主人”允許他在卡恰羅夫街和花園環線交叉口處佔了一幢別墅。結果是，主要領導人幾乎全部時間都呆在克里姆林宮，而貝利亞本人卻擁有一定的自由並不受監督。貝利亞利用了這一點，用自己的親信組建一個小隊，專門在大街上尋找漂亮的年輕婦女和姑娘。這些人行動起來完全無所顧忌：汽車停在毫無防備的女人之前，身穿國家安全機關制服的軍官和顏悅色地以有重要事情為借口請她上車，車門關上——就這樣，貝利亞淫慾的又一個犧牲品被帶到別墅的內院。通常，女人會先被帶到餐廳招待吃喝，然後留下她一個人獃著。受害者一般不會困惑很長時間。畫像上非常熟悉的、活像癩蛤蟆似的那人出現在房間裏，戴着夾鼻眼鏡，身穿浴袍。貝利亞向女人提出那個要求，如果女人不同意，便強姦了事。護送女人出別墅的軍官則會警告女人，如果“泄漏機密”，她本人和家人就會被發配到西伯利亞去。從來沒有任何人說起過這些事情。只是在貝利亞被槍決之後人們才開始談論。貝利亞在這方面是個特殊的收藏家。在他的卧室發現了一本記錄，上面寫着五百多名受害婦女的名字。然而，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立即發現了最高領導人現行“住房制度”中的危險。所有政要隨時都可能成為身處克里姆林宮牆外的貝利亞的階下囚。因此，赫魯曉夫採取的第一個步驟，就是所有政治局委員遷出克里姆林宮，在列寧山上為他們建造了高級住宅。但是，領導們又很快從那裏遷了出去。空置的高級住宅似乎成為領袖們“出”克里姆林宮的紀念物。斯大林時期，最高領導人的住房根本不成問題。克里姆林宮內的房子，只要他們還在位，是配給每個人的。如果某人在斯大林那兒失寵，那麼莫斯科的房子便失去了任何意義，因為失寵的領導人首先會被投入監獄，然後很快會升天。同時，他的家人會被發配到克累馬集中營（位於蘇聯遠東，雅庫梯亞境內——譯註）。斯大林死後，情況有所變化。失位的領導人不再被槍斃，但必須搬出位於列寧山上的高級住宅。當時便有這樣一個設想：設立特別建築局，在首都最好的區段建設豪華的高級住宅樓，這樣，在位的領導人都可以入住。若降職或者退休的話，也不必搬出這些專門按照其趣味和要求建造的房子。這便是無產階級國家領導人住房問題歷史的簡單回顧。在貝利亞的克里姆林宮辦公室內，我們感到很不舒服。惟一令人滿意的，是經常有熱水的衛生間，還有政府長途電話。有時我們必須與留在古比雪夫的維辛斯基，以及外交人民委員會的英國處和美國處聯繫，詢問一些具體的問題。有時我們倆甚至還可以與各自留在古比雪夫的妻子通電話。有一次，正在通話當中，我發現有人接入。我與妻子佳麗亞簡短告別後，掛上了電話。很快，政府專用長途電話響了起來。“喂……”“你有什麼權力使用首長的電話？”一個嚴厲的聲音問道。“你是誰？能不能先通報一下？”“我沒時間跟你客套。誰批准你進入這間辦公室？你是誰？”這個聲音威脅道。我感到不自在。但是也不想示弱，因為我是合法地呆在這裏的。“請先告訴我，你是誰，為什麼使用政府電話線？”“我是謝羅夫將軍。我負責政府通訊。我接到報告，你們已經不是第一次使用政府線路進行私人通話了。”我的確曾經兩次有私事打電話到古比雪夫。佳麗亞當時懷孕不久。我的大兒子謝爾蓋就要出生了。佳麗亞身體非常不好。我在為她搞各種葯，有時順便捎過去一些能買到的食品，用電話通知她具體帶東西的人，以及詢問身體狀況等等。這樣的通話一般不會超過一兩分鐘，所以我沒有認為這有什麼不好的。這樣，就像上次在利沃夫一樣，我再次碰上了謝羅夫將軍。他肯定已經忘記我是誰了。因此我答道：“我是別列什科夫。如果記得的話，我跟您曾經在利沃夫見過面。貝利亞同志不在時，我根據莫洛托夫同志的命令在這裏辦公，我是他的助手。您怎麼會不知道這件事呢？”“我現在古比雪夫，所以不知道情況。”謝羅夫慌裏慌張地說完，就掛上了電話。然而，我想他肯定將這起“事件”報告給了貝利亞，並且，如果莫洛托夫事先沒有將我們搬進他辦公室的問題與貝利亞協商的話，他會給我們提醒的。所以，當我們最終在莫洛托夫辦公室隔壁得到自己的房間時，實在是太高興了。表面上，在我們偶爾打交道的時候，貝利亞對我很客氣。參加德黑蘭會議的蘇聯代表團中，正式成員只有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羅希洛夫。但是，與他們一起呆在蘇聯大使館的卻還有貝利亞。每天早晨出發到舉行全體會議的大樓時，我都能看見，貝利亞坐在裝有深色玻璃的“別克”車裏，豎起風衣領子，將細呢禮帽壓在額頭上，巡視大使館的院子，只有夾鼻眼鏡的鏡片偶爾反光。一次，我與他在餐廳旁的警衛室附近偶然相遇。他和氣地與我打過招呼，詢問了會議上的一些情況，然後重複了日前在軍事專家會議上伏羅希洛夫所說的斯大林喜歡我，因此我應該利用他的好感考慮自己的前程之類的話。我謝過他，並回答說，我非常重視自己目前的工作，並沒有奢望其他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