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城市化――整合東亞經濟的關鍵?(1)

中國是外向型經濟，資源不足，必須靠加工出口產品，跟人家用工業製成品換資源，工業基地離資源和貿易地點遠了不行，中國的戰略重點還得放在東部。

中國要擴大國內市場，可以通過增加城市人口的辦法來實現，而不見得要大幅度提高工業化過程中的人工成本，這樣就可以既擴大了國內市場，又不使單位產品中的工資成本大幅度上升，從而保住了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能力。

目前到沿海城市打工的主要是農村的青壯勞力，如果能讓1億農村勞動力穩定在城市，並帶來他們的家庭，就會有大約4億人口進城，成為新的城市人口，也會使農村人口從目前的9億減少到5億，並且使這5億農村人口的人均耕地面積從目前的2畝增加到近4畝，土地規模經營水平將因城市化進程而提高。

喬良：中國減少外匯儲備，把這筆錢拿回來，走城市化更好，還是開發西部更好？

王建：西部要開發，中國的戰略重點還得放在東部，因為工業化和城市化都需要平地資源。

中國的西部應該分成西北和西南來看，西北地區是高原，但是乾旱，西南地區多山，但是水資源最豐富，如果能把西南地區的水調到西北，就會在中國出現一個新的、面積廣闊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地帶，但是現在看來難度很大，現在計劃的西線調水工程只有每年200個億立方，這個量解決不了西部地區的乾旱問題，差得很遠。

西北地區大概8000萬人口，西南地區大概是2億人口，但是西南地區的人口，成都平原差不多聚集了1個億，雲南和貴州，少數民族很多，他們居住在山上，讓他們進入工業化文明是一個歷史過程，西南地區的地形地貌也不適合開發工業。

美國中部是大平原，過了落基山脈，在美國的西海岸又是狹長的平原，很適合發展城市和工業經濟，中國的西北、西南地區沒有這個條件。

所以，中國將來的工業化，一定還是在沿海這些地區發展，包括人口，也要向這個地方流動。

所以中國資金投入的重點還是應該在沿海地區，包括東北，東北也是平原地帶，中國的這幾個大平原地帶都在沿海。

喬良：形成真正的東部城市帶。王湘穗：給能下金蛋的雞喂更多的食。

王建：中國是外向型經濟，資源不足，必須靠加工出口產品，跟人家用工業製成品換資源，工業基地離資源和貿易地點遠了不行，中國的資源主要還是通過海洋運進來。

王湘穗：如果我們沿中亞這條石油管線搞石油加工帶呢？王建：搞石油加工帶沒有水不行，西北地區沒有水，西南地區多山，也沒有大的平原展開大城市帶可能性。

所以在那個地方搞工業，你搞不了多少。像西北的大沙漠，大戈壁，倒是平原，一滴水沒有。

羅布泊，沒了。現在西北地區乾旱得非常厲害。所以，你只有把石油用管子給它弄到東部來。

喬良：有一個問題，就是關於中國的市場。我一直認為，市場這個東西，有很多悖論，按你說的中國生產的東西，中國這個龐大的市場自己就能消化。

也就是說它不用開拓海外市場，自己也能消化。但我覺得這裏面有一個矛盾，國內市場能不能消化國產的東西，這和中國人目前的個人收入大有關係。

如果你沒有足夠的購買力，你的市場就會消化不良，可你要有很強的購買力，必須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也就意味着提高勞動力成本，提高了勞動力成本，產品價格就必然隨之提高，價格一高，國內市場如何消化自己的產品？

王建：市場需求總量的變化，既取決於人均收入水平，也取決於城鄉人口結構。

什麼是市場？你說的很對，基礎是人均收入，但還要考慮人口的量，因為是人口與人均收入的乘積構成總的市場購買力。

像中國這樣國家，人均收入不到1000美元，但13億人口，市場規模就是1萬多億美元，美國那樣的國家，將近3億人口，但是人均收入高，所以總購買力就是9、10萬億美元。

是兩個因素的乘積構成市場規模，這是第一點。王湘穗：市場和資金、技術、石油一樣也是戰略資源，培育市場就等於培育一種戰略資源。

王建：對，這毫無疑義。接着講喬良的這個問題，你是想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才能擴大市場，不錯是有這個道理。

還有一個呢？就是高收入人口的增加，它也是能提高市場的購買力的。

中國現在什麼情況呢？中國是60％的農村人口，40％的城市人口，實際城市人口還到不了40％，大概37∶63的概念。

由於城市人口收入水平高於農村，所以就是城市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不提高，僅僅由於城市人口增加了，就會增加市場總的購買力。

我們現在最奇怪的一個現象就是，城市人口的收入是農村人口的3倍。

所以，咱們中國最大的收入不平均是在城鄉之間，城鄉內部都還有不平均的地方，但與國際比較，最嚴重的收入差距是在城鄉之間，這和許多發展中國家都不一樣。

在人均1000美元的時候，日本的城市化率是75％，韓國的城市化率超過80％，都比我們目前要高得多。

日本在工業化最高峰的時候，也是它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的收入差距最大的時候，因為差距最大，才出現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急劇流動，所以工業化高峰也是城市化的高峰。

但是，在日本最高峰的時候，城鄉人口的差距也只有60％，而中國現在是差3倍。

所以，中國要擴大國內市場，可以通過增加城市人口的辦法來實現，而不見得要大幅度提高工業化過程中的人工成本，這樣就可以既擴大了國內市場，又不使單位產品中的工資成本大幅度上升，從而保住了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能力。

在統計指標體系裏，水平的增加，受兩個指標影響，一個是平均水平的影響，一個是結構變動的影響，這兩個指標同時影響總水平的變化。

在快速的城市化時期，水平提高的主要影響，是結構的變化，而不是單位水平的提高，這樣就可以還保持很大的勞動力競爭優勢，同時使國內市場擴大。

李曉寧：這是中國最基本的問題。王湘穗：王建認為應該主要在東部發展城市化，但我們現在的農村人口，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南和西北，或者主要是西南，如果沒有西部開發，你那個城市化怎麼辦？

王建：你這是錯覺，因為中國13億人口在西部只有3億，東部和中部人口最多。

我跟你講，中國是什麼情況呢？在離海岸線500公里的範圍之內，集中了中國70％的人口，我們人口大頭在偏東部地區。

以京廣線為界，京廣線以東和沿線集中了中國70％人口和85％的GDP。

王湘穗：你是說，沿京廣線切割，至少可解決70％的城市化問題？

王建：對，這些人口如果城市化，那是70％的人口城市化。李曉寧：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農村城市化問題，農業化向工業化轉變的問題。

王建：中國的發展階段，正處在工業化的中後期，要實現中國的工業化，還需要至少20年時間，這就決定了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會長期處在較高水平。

中國這個市場，會隨着中國經濟增長和工業化的推進，以及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斷擴大。

中國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們不缺市場，我們之所以要發展出口，是為了換取自己不可能再生的資源，我們底下沒埋着，我們必須從別的地方拿，我們怎麼拿？

必須用我們生產的產品交換，要對外貿易，否則國內貿易完全可以解決，天南地北的交換。

喬良：我一直認為，談到工業化人口問題，不必要等到中國13億人全成為工業化人口才認為中國進入了現代化社會或城市化生存的社會，我始終認為中國是一個小世界，所以，即使在未來50年內，哪怕中國GDP翻好幾番，中國進入工業化的人口，也只能以城鎮人口來計算，這是一。

這個問題又牽扯出了第二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就是一個國家在從發展中國家向中等發達國家發展的過程中，什麼時候會出現動蕩期？

亨廷頓認為會在3000美元到7000美元的平均值之間，這時的社會最容易發生政治動蕩，後來有人算了一下，即使中國達到人均3000美元，這個數字距離今天也遙遙無期，中國由此得出不會發生政治動蕩的結論，我認為這種算法和結論都不對，中國何時達到GDP人均3000美元到7000美元的階段，不應以全部13億人口做分母，而應以城鎮人口的GDP平均值來計算，不能把農村人口完全算進來，如果完全算進來，就會得出政治動蕩期遙遙無期的結論，但實際上只要城鎮人口GDP平均值達到3000美元到7000美元，就意味着中國已經進入了政治動蕩期，對此，我們必須現在就有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