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梁山和猴山說聲“再見”(2)

梁山人中許多是被迫為寇的，但他們的組織結構和朝廷無異，他們的行事原則和官場無異。如果李逵不是做遊戲而是真的坐衙壽張縣，當了縣太爺，他能給當地百姓帶來公正么？顯然不能。如果宋江真的能打到東京奪了皇位，世上就沒有高俅、蔡京么？顯然不會。因為從劉邦到朱元璋，歷史已經一次次證明，奴隸做了主子，往往比以前的主子更狠。所以我們在《水滸》中看到那麼多逼上梁山的故事，看到那麼多的冤屈與不平。他們最終尋求解決的路子無一不是以暴易暴。而梁山上的權力分配，依然由這種規則決定。王倫對這點認識不清，面對勢力遠遠強於自己的“生辰綱搶劫集團”，還擺出主人的架子，所以他被火併；宋江和晁蓋以兄弟相稱，但要順利做老大，必須一點點收羅各路英豪，逐漸地培植自己的勢力。最後，宋江、李逵們離開他們的梁山，但走入了另外一個梁山，悟空離開了自己的花果山，但走入了另一個花果山。梁山作為一個暴力集團，沒有能力吞沒另一個更大的暴力集團——大宋王朝，不得已被更大的暴力集團收購。強盜成了政府軍，奉命去吞併另一個暴力集團——方臘，最後暴力相互抵消，剩下殘兵敗將回東京，還被大宋王朝用各種手段收拾掉。唐僧師徒一路跋山涉水、伏妖降魔，靠的就是暴力，當妖魔鬼怪搞不定時，悟空就不得不請更具暴力資源的人，如觀音菩薩、文殊菩薩等等。《水滸》中處處講“忠義”，《西遊》中處處說“佛法”。但我從中看到的真正屬於“忠義”和“佛法”的很少，看到的是暴力比拚，贏者通吃。《水滸》和《西遊》之所以從誕生以來，在華人中有如此大的影響。我想和中國的社會變遷、中國的歷史規律、中國人的集體心理不無關係。我們的祖先造字組詞很有智慧，將做強盜說成“落草”，將強盜說成“綠林人士”和“草莽英雄”，這種命名大概不僅僅因為強盜總藏在深山中，也許還因為他們的生存方式、處事原則更接近人類的共同發源地——大林莽中的諸多動物，動物搶食物時靠力量來決定一切。人類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都是按照叢林規則分配資源、確定秩序的。戰爭是政治活動的最高形式便是這一規則的最佳解釋。這種規則帶來的是血腥和殘酷。往往如李逵的板斧，不論官民都砍瓜切菜般殺將去，具有極大的破壞性。中國兩千餘年的帝制時代，總陷入“分合”與“治亂”的循環，總堅守“勝王敗寇”的歷史觀，總上演“城頭變換大王旗”的連續劇，在一次次的王朝更替中，生靈塗炭，山河哭泣，經濟與文化出現大倒退。人們一次次滿懷希望地迎來新主人，卻又一次次失望，人們發現新主人奉行的依然是“梁山規則”，他們生活的依然是“水滸社會”：用武力決定一切，用暴力控制一切。頂多在“天道”等外觀的裝飾藝術上有所差別。隨着人類的進步，文明的發展，人類也一直在尋求建立起突破“叢林原則”、“猴山結構”的社會。因為暴力代替暴力，人類付出的代價太大了，最後在暴力的相互碰撞、相互抵消中，很難有最後的勝利者。於是，人類學會了談判，不僅僅在經濟利益的分配上，在政治權利的分配上同樣引進了談判的方法。讓有不同利益訴求的人走到一起，不是打仗而是開會，在開會中互相讓步、妥協，最後達成一個都能接受的分配方案。金聖嘆在評點《水滸》第一回史進出場時說：“一部書一百單八人，而為頭先敘史進，作者蓋自許其書，進於史矣。”金氏可謂慧眼，《水滸》就是一部史書。如今當我閱讀《水滸》時，心中充滿着對那個時代中國人的悲憫。如果林沖被陷害后，能有合理的救濟渠道，這位才幹出眾忠心耿耿的職業軍人不會上梁山；如果潘金蓮能夠支配自己的愛情和婚姻，她也不會淪落為毒害親夫的罪犯；武松如果能通過正常的司法程序為死去的武大討個公道，他也不會舉起複仇的尖刀；如果梁中書等人的收入暴露在陽光下，而不是通過搜刮民脂民膏來孝敬太師，晁蓋們也很難認為自己的搶劫行為是正義的……我知道，這一切沒有如果，我們的歷史總是這樣一次次重複着《水滸》的故事。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人並非天生就是土匪和奴才，一百多年來，儘管有外敵入侵，也有內戰紛紛，我們一直沒有停止過尋求告別梁山和花果山的路徑。推翻帝制，首造共和，許多仁人志士在找這條路；反對獨裁，追求民主，一代代中國人在找這條路；提倡法治，反對人治，高層和民間的有識之士也在尋找這條路。一個有着兩千年帝制傳統的國度，治國者和被治者都會有種惰性，有種路徑依賴，因此在迷霧與荊棘中，找到這條路也許會比別的民族更要艱難一些，但一個偉大的民族應當有自信，民主與法治並不是特定民族才能享受的奢侈品。新的憲法修正案加了9個字：“國家重視和保障人權”。“人權”之所以和“猴權”完全不一樣，是因為一個人不論貧富貴賤，他的一些天然的權利不能讓渡，他作為人的起碼尊嚴應該得到尊重。只有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不是由暴力最強者任意設定或修改規則，林沖那樣的人在法律面前才可能和高太尉享有一樣的權利，那麼就難以有林沖的悲劇，也就沒有梁山水泊存在的空間。要實現執政黨提出的“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不二法門就是民主與法治。任何公民、任何集團、任何黨派、任何組織都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這是建設法治中國和建設政治文明最起碼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