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梁山和猴山說聲“再見”(1)

我的少年時代是在一個偏僻的山村度過的，在那裏書籍和食品一樣匱乏。在我小學五年級時，從一位當過小學老師的叔叔那裏借到了兩本殘破的小說——《水滸傳》和《西遊記》，我記得《水滸傳》中似乎在開始還印着“揭露投降派宋江”之類的黑體字，現在想起來這應該是“文革”末年的版本，在全國人民評水滸的熱潮中趕印出來的。而《西遊記》還是繁體字印刷，不知是何年的古董。每每看這本書，我必須在旁邊放一本字典。這本書讀完后的副產品就是，小小的我認識了許多“老字”——我們當地對繁體字的稱呼，令村裡一些讀過私塾的老人刮目相看，父親對此也很是自豪。年少懵懂的我自然不知道這兩本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歷史地位，也不知道這兩本書特別是《水滸傳》從問世以後遭受的毀譽沉浮。它曾被一次次翻印，一次次刪改，一次次禁毀，一次次被從政者利用或詮釋……這兩本書，在一個政治早熟的農業國家，在一個官場規則通吃一切的社會，他們從來就不是作為兩本簡單的小說而存在。當然，這些東西是隨着眼界的開闊、年歲漸長而逐步明白。當時那個山村的男孩，對這兩本書惟一的感覺就是好看、有趣。我如飢如渴地閱讀着，也一點點沉浸在水滸的好漢世界和西遊的神魔世界中。我不敢相信世界上還有高太尉那樣的壞人，也對武松從容殺了十幾口人還在牆壁上留名感到恐懼；喜歡李逵的率真和“殺將去”的口頭禪，甚至在受到大孩子的欺負時，恨不得自己有兩把板斧，砍了那個“鳥人”；羨慕孫悟空的七十二變，希望自己有一根可大可小變化無窮的金箍棒，自己的汗毛拔下來也能變成小猴子；喜歡八戒的貪吃貪玩的種種小毛病，討厭唐僧的懦弱和糊塗。我想很多人在成長過程中都有過類似的經歷。梁山好漢的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的豪爽以及快意恩仇的痛快，花果山上群猴的逍遙，以及孫大聖上天下地的神通，符合一個半大孩子青春期的夢想，符合不諳世事的少年對成人世界的種種想像。後來，山裏的孩子長大了，山裏的孩子走出了大山，認識了很多人，碰到了很多事，讀過了很多書。再一遍遍重溫《水滸》、《西遊》時，不僅對年少時的“水滸”、“西遊”情結有種較為清晰的解剖，閱讀起來也沒有當年的如飲甘霖，而是有一絲絲沉重。梁山和花果山聚集的是一幫叛逆者，他們無君無父，無老無少，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玩就玩有仇報仇有恩報恩本領高強義氣為重，他們不服世俗權力的管轄，不受禮法的約束。這是個快樂的烏托邦，也是青春期孩子心中的天堂。民間有種說法：“少莫看水滸”，其原因是水滸中的梁山好漢們，不遵循國家的律法，不守社會固有的秩序，不在乎通行的善與惡、美與丑的標準，這樣一個世界，會助長孩子們的反叛性，從而阻礙孩子們順利長大、順利融入成人世界的步伐。這樣的擔心並非沒有道理，但正如宋江、李逵們最終被招安，孫猴子被壓在五行山下最終跟着唐僧西天取經修成正果一樣，叛逆的孩子最終會長大，會變得成熟和世故，像他們的父親一樣擔心自己尚處在青春期的孩子。梁山和花果山的規則就是“板斧”和“金箍棒”說了算，即由暴力最強者決定一切，這裏沒有博奕沒有談判也很少有妥協，用動物界推選猴王的規則建立集團秩序。其中的合縱連橫、巧用權謀也是以暴力為後盾，宋江、吳用乃至李老君的智慧無非使暴力的使用更經濟、更節省成本而已。石猴出世后和眾猴一起發現水簾洞，眾猴約定誰敢先進去就推選誰為猴王，石猴冒險率先跳進去，最後做了老大。這個情節很有象徵意義，在決定集團分層時，敢於用生命去博的石猴佔了先機。但僅僅有博命的膽量是不夠的，是很難保證猴王地位的鞏固，還必須有博命的本領，於是孫猴子飄揚過海學會了諸多本領。本領已今非昔比的孫猴子於是又不滿足現有猴山的範圍——這是暴力原則的必然結果。他有多餘的暴力資源必然會擴大自己的“花果山”範圍，於是大鬧龍宮，大鬧閻羅殿，大鬧天宮，最後由於自己的暴力資源有限，敗在如來佛手下。堂堂的西天最尊最仁慈的佛祖收拾孫猴子，靠的不是談判不是說教，因為在奉行猴山規則的悟空面前，這些沒有用，他也只能以大暴力征服小暴力。梁山雖然比起花果山，還有“義氣”“天道”這種人類的溫情作外衣，但本質上一樣。《水滸》的世界裏，無論是政治生活、司法活動、經濟活動乃至婚姻家庭中，讀者看到的是處處不公正，處處由權和錢說了算。蔡太師權傾朝野，於是他的兒子、女婿們都能做大官；高俅因為是皇帝的親信，從一個潑皮升為太尉，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連他的乾兒子、堂弟及堂弟的小舅子也跟着作威作虎；幾乎所有的官司都是黑幕重重，靠權力和金錢來左右訴訟的輸贏；做買賣的要麼巴結官員尋求保護，要麼就做殺人害命或者走私的勾當。在上梁山之前，權力和金錢就是李逵的兩把板斧。百姓和小吏、小吏和小官、小官和大官、大官和皇帝之間發生爭端，決定輸贏勝負的不是理也不是法，而是彼此所掌握的暴力資源。整個大宋似乎由大大小小的梁山構成，奉行的就是“該出手時就出手呀”，出手的自然不是法也不是理，而是錢、權或者拳頭和斧頭。